原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包威爾父子是二戰前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記者，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被日軍監禁虐待，失去雙腳；而年輕包威爾卻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做為台灣人，尤其不該忘記年輕包威爾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向世人報導了 1947 年的三月大屠殺。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西方專業記者，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與目擊證人，在三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大標題為「台灣的血浴」，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報導的內容。
筆者將翻譯「台灣的血浴」於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爾父子其人其事。年輕包威爾對二二八的報導絕非否認屠殺者制式的惡意曲解，認為都是出於美日帝國主義的邪惡動機，故意製造問題給中國。剛好相反，包威爾是中國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包括國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內，他們對局勢的觀點都不是華盛頓的主流想法。
即使抽離二二八的脈絡，年輕包威爾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應該享有比他已得到的注意還要高許多的尊敬，對當代的新聞從業人員，仍不失為典範。以下是包威爾父子的故事，從 1947 年三月的一期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談起，以下稱「中國評論」。
〈一〉
1947 年三月初，老約翰・班・包威爾 (John Benjamin Powell) 過世，同年三月八日發刊的中國評論，以社論悼念了這位主持了近三十年的總編兼發行人。老包威爾的確是位值得尊敬的記者，中國每周評論 1917 年於上海創刊，自包威爾 1918 年接手以來，一直扮演著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事務的重要窗口。包威爾十分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不遺餘力，尤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也譴責戰前美國的姑息主義。他對國民黨的批判不輕，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不以為然，但基本上他把希望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身上，希望他們能盡快學習自己治理中國事務。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1941 年日軍直逼上海，老包威爾堅持不撤出上海，要保護雜誌社員工與盡力救助淪陷區的中國人。但日軍進城後他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監禁，在惡劣的環境下受盡虐待，雙腳嚴重凍傷而必須截肢。1942 年透過美日換俘得以回到美國，但身體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戰後他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但除了勉強出席東京大審作證，已無法長途旅行，此生無緣再回上海。
老包威爾過世的消息傳出，各界悼念的電報湧至，該期中國評論節錄不少重要人士的電文，其中包括蔣介石與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蔣介石這樣稱讚包威爾，
透過他正義與強大的筆，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
顧維鈞說「全中國會一起哀悼失去這位偉大的朋友」。中英文的各大報也紛紛報導他的死訊，紐約時報稱他為英雄，備極哀榮。
〈二〉
雜誌社因戰爭停刊四年，戰後 1945 年十月復刊，交由年輕的包威爾主持，是本文的主角，約翰・威廉・包威爾 (John William Powell)，1919 年出生於上海，隔年父親把他送回美國，除了六歲回到上海與父母同住一年，他與母親的家人在美國中西部成長，受教育。虎父無犬子，年輕包威爾之後的事蹟更應該讓所有媒體人都肅然起敬。
1938 年進入父親的母校，密蘇里大學，主修歷史與新聞，決定追隨父親的步伐，從事記者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尚未完成學業就在 1940 年烽火中回到上海， 1941 年上海淪陷被迫離開，父親留在上海英雄式的決定讓他震撼。回美國後自願受戰地記者訓練，1942 年再次以記者的身分投入戰爭，來到中國重慶。戰後回到上海，直到 1953 年中國評論關閉。
與老包威爾一樣，父子兩人對中國都懷有一份情感與過多的同情，但年輕包威爾比父親的處境更加複雜。在老包威爾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背景雜音，但不是中國問題的主要焦點，帝國主義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戰後國民政府的專制與腐敗不再有藉口，國民黨卻變本加厲，民心向背，共產黨將取代國民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在這樣的情勢中，年輕包威爾對國民黨採取更加嚴厲的批判，對共產黨也必須重新評估，轉而採取同情的立場。
無奈的是，這樣的轉變與他自己國家在華盛頓的政客並不一致。國家政策與記者良心的衝突在記者工作裡時常出現，當時同情中國共黨革命的西方記者不少，包威爾的態度未必會引起華盛頓的注意。真正的問題出在包威爾與其父一樣，堅持留在上海，在共產黨全面取得政權後，他不願如多數西方記者撤出紅色中國。不同的是，老包威爾敵視占領上海的征服者，與日本有致命的衝突，但政治上黑白分明；而年輕包威爾同情中國的革命，勝利的歡愉沒有即刻的衝突，但缺乏長期的觀察與流通的資訊，反而容易失去記者的嗅覺，而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後對思想與資訊的控管，更甚於在上海的日本人。
〈三〉
解放後韓戰旋即於 1950 年爆發。美國的介入讓包威爾採取強烈批判的立場，1951 年起每期的中國評論不斷對美國指控，這些指控多屬意見表達，尚未踩到美國官方的底線。但逐漸地，評論開始採用中國官方的報導，最後指控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種下包威爾日後的麻煩。
中國評論的全盛時期有上萬的訂戶，上海書報攤均有出售，主要對象為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西方媒體也時常引用，知名度相當大。解放後隨著西方幾乎全面撤出新中國，雜誌社的營運很快就出現問題，包威爾數度打算停刊，但在朋友的鼓勵下勉強撐下來。後來由周刊改為月刊，但仍無法得到足夠的收入維持。1953 年七月出版最後一期，在對新中國未來的祝福聲中，結束了這份曾是西方了解中國最重要的英文評論。
然而包威爾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母國已經恐共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麥卡錫主義席捲美國。國會以參議員麥卡錫為首的獵共委員會，惡名昭彰，豈會放過包威爾？但這些委員會主導的聽證會多半只是羞辱恐嚇，製造社會氛圍，讓被審問者屈服，不屈服者可能身敗名裂，失去工作，雖然惡劣無比，但少有進一步發動司法追殺的，而這正是包威爾要面對的。
其實包威爾早在上海就被盯上了，國務院、CIA、FBI 的檔案裡，對他的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他結束雜誌回美的決定傳回情報室，被評估為將成為紅色中國在美國有效的宣傳工具。1953 年八月他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兒回到美國，踏入國門的第一步立刻遭到麻煩，所有的行李與雜誌社的 2000 本書籍以「有政治性質」為由扣留。這些書籍要等八年後才打官司要回來，還必須付保管費。
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上）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