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quote quote=”黃晴美女士紀念座談會。數十年一瞬稍縱即逝，故人至親聚首千古追思。”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台灣監獄島」—— 是詩人柯旗化對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的比喻，事實上，歷經了 228 事件與後來清鄉、綏靖、白色恐怖，台灣人有耳無嘴、有口無舌，失去了思想、言論與行動的自由，籠罩在由暴力與秘密交織建構的「超穩定結構」當中。
沈浸於謊言與神話當中，需要的是覺悟與覺醒。戰後在各種因素下在海外留學/流亡的蕃薯子，意識到台灣島內國民政府敘事與國際情勢的悖反，慢慢拾回台灣人的身份與認同，終至付諸行動，孤注一擲。而發生於 1970 年的 424 刺蔣行動，可以說是海外台灣人社群在脫離監獄島、成為有機知識份子後組織、行動，從軟性的文化干擾終至發展至此的必然結果。
脫離產生抵抗，抵抗必須拼命。在那個年代想要挺身擾動，不只要拼命，更要賭上身家。一直以來，大歷史敘事中忽略女性角色的缺失無庸置疑，然而在424刺蔣的行動當中，黃晴美女士絕非附屬，而是積極地參與、協助，甚至在後續的救援行動中盡她作為台灣人的一份責任。
我常常在想，面對兩位最親密的家人——兄長與丈夫的抉擇，她其實是最可以自私但沒有的人，也是最可以任性拒絕卻義無反顧投身其中的人。然而在那個乍聞刺蔣想法的時刻、在皮包裡裝槍前往廣場飯店的當下、在往返於美國、瑞典、倫敦等地的探監過程中，或許她早有準備，也許只能默默承擔，甚至產生遲疑——畢竟，這作為犧牲的行動，與行動後的傷害與代價，終究由她與她的家人來承擔。
鄭自才先生在甫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到：
…如果會想這麼多的話，就不可能會去做這件事了。
行動確實需要勇氣，需要實踐，但它更需要被記錄、流傳，成為民族世代傳頌的集體記憶。 島嶼從甦醒到重生的過程中，女性從來就不是配角，更不應該成為被忽略的譜系。不管是日本時代的蔡瑞月、葉陶、謝雪紅，或者是戰後投身民主政治與人權運動的許世賢、謝秀美、田孟淑、艾琳達、三宅清子等人。她們的付出與貢獻我們瞭解太少，認識太遲，只能從有限的材料中嘗試詮釋，尋找啟示，補齊自我與島嶼差一點失去的記憶拼圖。然後交代自己，永永遠遠，毋通袂記。
她與她們的故事。
全文選錄自［天涯‧人間‧晴美：黃晴美紀念文集］前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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