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因緝菸事件在台北天馬茶房前爆發後，不久消息傳遍全台，其中又以台中地區的反抗，最為激烈，同年三月二日的市民大會會後，台中市民攻佔接收政府機關，組織處理委員會，並攻打教化會館內的國府軍。在以往的文獻中可以得知，台中民軍的武器來源不外乎接收警察局、學校或公務機關的老舊武器，但一場攻防戰役所需要的彈藥數量，絕對不是市區內所接收的武器所能提供，謝一誠的口述證言，為我們解開這一個謎團。
謝一誠原名謝炎山，大正十五年生（1926），台中北屯庄人，戰前曾為台籍日本兵，所屬單位為日軍在台中的一支運輸隊，這樣的經歷也為他在二二八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養分。大東亞戰爭後，台灣經濟凋敝，謝一誠迫於生活，往返於台中、九份地區從事買賣，當盟軍的軍隊載著中國軍登陸基隆時，他人正好在當地，目睹了中國軍隊上岸後穿草鞋、揹著鍋子和紙傘的樣貌，這是曾經在日本軍隊服役的他所未曾見過的景象，之後阿山兵軍紀敗壞，偷竊、搶劫、強姦等犯罪層出不窮，更讓他對中國軍的惡行惡狀深惡痛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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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爆發後，他隨即自九份出發，中途換了五次卡車回到台中，因為先前在日軍運輸隊服役的經歷，知道台中的軍火庫所在何處，便和北屯庄內的青年共同到台中大坑山邊的彈藥庫（今日大坑九號登山步道旁）取出武器，並且在沒有任何武裝下，就將看守彈藥庫的中國軍人繳械。之後搬運出槍械彈藥，尤其是手榴彈，一卡車一卡車往市民館運送，而市民館正是謝雪紅成立的作戰本部所在地。
雖然他本人沒有參加教化會館之戰，但卻由於運送武器的緣故目睹戰役經過，干城營區和教化會館分屬綠川的兩邊，今日的雙十路下就是當時的綠川，從埔里來的高砂族（原住民）到台中支援作戰，進攻的高砂族民軍把手榴彈掛在褲頭，匍匐前進鑽入南京路下的涵管，到干城營區內丟擲手榴彈；同樣另一邊的民軍則和守在教化會館內的國府軍駁火，也在此時見到女中豪傑謝雪紅。
最讓謝一誠至今難忘的是當時台中家政、台中女中的學生，聽到廣播的號召，自動自發到集合地點捏飯糰，而男學生則拉著搬運車將食物分配運送到需要的地點，那幾天台中陰雨綿綿，雨水滴落在女學生的頭髮上、混著汗水，早已分別不出是汗還是雨，這種無私的精神，讓今年已經九十二歲的他未曾忘記，感動至今。
國府軍整編廿一師進到台中後，隨即針對事件參與者進行逮捕，當年的三月十六日晚上，謝一誠就在自家的菸樓被抓，送到干城營房關押審問。其中讓他最驚恐的莫過於各種慘無人道的刑求。除了毒打和辱罵之外，將人架起後以槍托撞擊胸部，再施以腳踹、熨斗熨燙身體等酷刑，不僅外傷無法醫治，內傷僅能以民間流傳的偏方「喝尿治內傷」的自我安慰性醫療。而早他一天被捕的台灣青年在未經司法審判下就被槍斃，他因晚一天被捕而死裡逃生。在〈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呈核二二八事變期內由軍法訊結暴亂案件審核意見表〉中可知，謝一誠原判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後來二二八軍事犯改由司法審理後才改判七年有期徒刑，最終被關了三年六個月又十七天。出獄後並不是就此平安順遂，由於身分證上有「二二八」的註記，除了工作難找，連娶老婆都是困難，還不時受到查戶口的騷擾。雖說最後躲過死劫卻也在關押中數次和死神擦身，可說是閻王殿前走一回。
在他的記憶中，和他關在同一牢房的二二八參與者有蔡鐵城、何鑾旗、李漢堂等人，讓他印象深刻。例如李漢堂因為不願意被槍斃而計畫趁著走出牢房時解開鐵鍊的短暫時間，以手撞擊下巴咬舌自盡；何鑾旗被押到番仔路埔槍決前，沿途舉手比出手勢，向兩旁的人表示「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士兵開了三槍仍不見他倒下，直到補上第四槍後，再用腳踹，才見何鑾旗倒下。
台灣人受難的悲慘歷史與透過各種不合作的方式勇敢反抗，如沒有謝一誠前輩的口述，我們將一無所知。
謝一誠的歷史視角不同於其他受難者在後來的描述，大多著重於受難經過。在他的眼中二二八的爆發是歷史的必然，除了當時的知識菁英受害之外，一般的普羅大眾在事件中受害更為嚴重，但這些出身卑微的艱苦人在歷史的湧浪中並沒有退縮，反而積極參與保衛家鄉的工作，之後的政治肅殺更沒有讓這些勞苦大眾退縮與悲嘆，在沒有公義的時代中，他們心甘情願地做了認為對的事情並承擔一切後果，這樣的抵抗者敘事，是謝一誠的故事，也是許多勇敢台灣人以沸騰的熱血和寶貴生命寫下的抗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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