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seng Feng 專欄》要聽媽媽的話

1913 年畢業後，曾一時任教於臺中廳大甲公學校。後辭去教職，赴日本應慶大學理財科，開始他的財經之路。由於在日本求學期間，適逢台灣民族運動的開始，因此加入「新民會」，一起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而後，台灣作家張深切在《里程碑》一書中，描述陳炘：「他自小老成，在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參加台灣留學生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但不為運動而犧牲他的學業，他的確是名符其實的書生，大概多我十一、二歲，我在中學，他在大學，當時我覺得他在我們留學生中是位翩翩公子，異常溫文爾雅。」

而他畢業回台後，次年又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在當時的台灣，能有這樣優秀的學歷屈指可數，而陳炘是其中一人。

回台後，致力於台灣的金融開拓，負責籌組一個「糾集臺灣人的資金，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創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並出任專務取締役（今總經理職）（董事長為林獻堂），是當時唯一的本土資本信託機關，以對抗日本人對台灣人施加的金融經濟壓力。而在整個 1920 年代台灣民族覺醒下，大東信託也經常刊登廣告，來支持「台灣文藝」、「台灣文學」等文學刊物。因此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是處心積慮的刁難大東信託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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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終戰，陳炘組織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製作國旗、教民眾如何揮舞以及製作牌樓等，來迎接這個期盼已久的祖國。但他卻遭到陳儀政府的排擠，有感於台灣的經濟又被這個陳儀的小圈圈所壟斷，因此他再次籌組了「大公企業公司」糾集台灣本地資本，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可是竟被誣陷成「漢奸」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寫下這首詩：

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雖然陳炘被推派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民眾代表，但當時他罹患惡性瘧疾，臥病在床，鮮少參加處委會會議。

但就在 3 月 11 日清晨六點，陳炘家門外有陣騷動，他的大兒子跑出客廳一看，已有四、五名警官站在家中。陳炘在太太的陪同下走進客廳，他對孩子們道別，並拍拍大兒子的肩膀說：「要聽媽媽的話。」然後坐上吉普車，一去不復返，家人再也找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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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蔣介石曾經詢問蔡培火「最能當台灣領導者是誰？」，蔡培火說：

老一輩的是林獻堂，但真正的人才是陳炘，這個人有頭腦、有組織力，又有國際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