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十月，盧修一送我們一幅他親筆書寫的「深情之愛」。 一九九八年八月，他走了。 二十年後，二○一八年， 他親手送我們這幅墨寶的畫面，卻深深留在我們的腦海，如此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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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缺席了盧修一的告別式。
盧修一逝世，將近二十年了。
然而，我認識盧修一卻已經將近三十年了。
盧修一教授，對我而言，他不僅僅是江蓋世和我婚禮上的證婚人，他不是一般婚禮上「掛名而已」的證婚人，他是真真切切與我們「實際互動」的證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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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和我相識的緣份，正是拜盧修一教授首次參選立委之賜（一九八九年），我們在一場支持者設宴的餐會上初識。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與蓋世結婚，盧修一夫婦蒞臨，他是我們的證婚人。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我在台大醫院與血癌搏鬥，亦師亦友的盧修一，也正在與肺腺癌戰鬥。
那時候，蓋世每天都來台大醫院。有一天，他從我的病房走出去，走一段樓層，再走進去盧修一的病房。他說，同時去看兩位至親的人，與癌症搏鬥，那一段時間是他人生中的陰暗幽谷。
一九九八年上半年，盧修一教授的健康狀況不甚穩定。而我自己也在二度化療階段。因此，從一九九八年四月，蓋世和我去和信醫院探訪盧修一教授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見到他了。
等我的化療結束後，蓋世和我的主治醫師陳耀昌討論病情。蓋世很想帶我和小孩一起去莫斯科走一走，那是他長久以來的願望，可是面臨一個尚在化療中的妻子和一個兩歲多的稚兒，他也沒有很大的把握。陳耀昌醫師評估之後，蓋世信心大增，於是著手規劃一趟約兩星期到莫斯科的長途旅行。
蓋世當時一邊忙著市政質詢，一邊忙著所有的申請流程與行程安排。我，只能先照顧好自己，再照顧好小孩。後來，蓋世告訴我，去莫斯科的往返日期已訂，就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初到八月中的兩個禮拜。我們於是在期待中準備三人首度前往莫斯科的行囊。
沒想到，我們要登機去莫斯科的那天早上，我們的好友邱萬興（小邱）來通知我們：「盧教授清晨走了。」我們的心裡一陣錯愕。我們第一次要出發去俄國，而我們所敬愛的長輩，盧修一教授竟選在這一天去天國…..。
「怎麼辦？」我問蓋世。
「這…….」蓋世愣住了，一時間，不知人生的變化是如此令人錯愕。最後，我們還是決定照計畫出去。 那一趟莫斯科之旅，是我們人生中的第一次體驗，其中卻夾雜著我們對盧教授離開人世的不捨。我們心想，來不及去看盧教授最後一面，至少可以去參加他的告別式吧。
後來，小邱又傳訊告訴我，盧修一教授告別式的日期。而那一天，正是我們從莫斯科搭機返回台灣的日子。
回到台灣，我的妹妹（曾任新國會辦公室助理，也與盧教授共事過一段時間）說，她帶著爸爸媽媽去參加盧修一教授的告別式，人山人海的場面，讓她強烈感受到很多人對盧教授的敬愛與不捨。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繼續做第三次的化療。蓋世和我對盧修一教授的懷念之情，就這樣放在心裡。
盧修一立委逝世後，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深情之愛－－懷念盧修一立委〉紀念他。 二○一七年下半年，小邱想要為盧修一教授辦一個紀念展，他與盧修一夫人陳郁秀老師討論紀念特展之後，也考慮出書的事，我因而受邀擔任《盧修一與他時代》這本書的主編。
二十世紀，我有幸認識盧修一教授。他從政的那幾年，我有機會擔任他的國會助理，並與蓋世和小邱一同為他競選連任立委的文宣工作而努力。
二十一世紀，二○一八年，我認真地編好這一本文圖並茂的《盧修一與他時代》，我告訴自己這是「彌補告別式缺席的遺憾」，也告慰盧修一教授在天之靈，因為這本書裡有很多過去同類出版品中少有的「歷史照片」與來自國家檔案局的「個人檔案」。感謝編輯團隊的合作，讓這本書更有意義。
二十年光陰，一晃就過去了。
可是，盧修一生前所留下的形影，與我們同時在台大醫院抗癌的那段經歷，歷歷如繪。 謝謝盧修一教授，二十多年前， 他讓我深刻了解，什麼叫作「深情之愛」，如此刻骨銘心，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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