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別舉辦了台中、埔里、台北、高雄四場公開放映暨映後座談後,本計畫才算完成了第一階段而已。影片中最重要的二七部隊見證者除了部隊長鍾逸人之外,很遺憾的是其餘四位包括警備隊長黃金島、突擊隊長陳明忠,以及擔任文宣的蔡伯壎、曾永賢等四位前輩多因年事已高不便出門參加公開活動,而缺席了放映會在觀眾面前現身說法。因此本片製作人陳彥斌與製片廖建超、洪碧梧等一行人,前往這幾位前輩的住處用筆記型電腦放片進行特映,以交代這兩年多來的最終成果,並向前輩取得了同意影片將來可以公開在網路平台上的授權。至此,本紀錄片才算達成了當初製作的最基本目的-全民共賞。
這些年拍攝紀錄片至今,我總是在每一場映後座談上這樣來闡述「導演」這個職務在影片製作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導演的工作其實是集合可用的資源,選擇用怎樣的敘事方法將故事脈絡呈現在影片上,影片完成之後導演任務就差不多結束,接下來就是觀眾的事了-觀眾看完影片後決定如何解讀這個故事。」
換句話說,個人認為導演沒辦法針對每個人觀看後產生的問題去一一解釋或補充說明影片的敘事與形式,尤其是當影片放上網路平台後更加不可能做到,因此詮釋議題的工作到影片完成的那一刻起就已結束。話雖如此,這四場映後座談下來,我仍然對於現場觀眾提出的鼓勵、肯定與建言表達由衷的感動與感謝!
有人說紀錄片是「活」的,因為紀錄片議題本身不會那麼容易有真正結束的一天;隨著時代的推移、史料補正等陸續出現,相同議題的紀錄片觀點在不同的作者論下出現南轅北轍的詮釋也屬常見,因此當紀錄片公開放映時並非代表故事的結束或完全揭露事件的全貌,通常是在具有目的性、需要配合特定日期放映的限制下,設定時間點做一個收尾、準時交片。
例如本片主要內容在講述二七部隊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所發生的事,那麼放映的日期當然會選擇扣連相關歷史重要時間點,而製作團隊從接下任務起便得認清影片完成日有限的現實條件,這是必要的挑戰,或可說是必須接受的無奈。誠如上一段敘述中提到「導演的工作在影片完成之後就已經結束」,以本片來說,因為需要配合在二二八特定日期放映的條件下結束,而放映後對於觀眾的回饋建言,導演聽在耳裡,卻只能在心中回應著說:「是啊!我何嘗不想這樣做?」。
其實每一次放映時跟著觀眾同步看影片的當下,我總是會有-「這裏可以再加個甚麼、這邊可以再修剪成怎樣…」的缺憾感,但現實的條件並不允許啊…。這句話我想本片第一版的李彥旻導演或許心有戚戚焉;當初彥旻導演接下「二七部隊」紀錄片製作的重任後,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進行快速且大量的訪談、田野調查的整理與拍攝,幫「武裝台中」本片奠下非常重要的基礎,並且為了趕在二二八特別的七十週年放映活動前完成,承受了無比的壓力,這點外人難以想像。很遺憾的是彥旻導演沒有足夠的檔期得以再續修此片完成未竟之功,但也因為前作的放映廣受好評,以及在製作期間累積大量的素材,續作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也承接了前作的口碑在放映時得到更大的關注!特此機會說明並再次感謝彥旻導演的辛苦付出致上敬意。
「武裝台中-二七部隊,1947」紀錄片團隊在克服了種種困難之下幾乎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說服了幾位過去不願曝光的重要人士接受錄影訪問,好在事後看完影片又給予本團隊肯定;至此,本片製作任務才得以堪稱告一段落。
未來希望能有如韓國以「光州事件」為主題的影視作品,在台灣也有資方願意進行劇情版的「二七部隊」拍攝計畫,以觸及更多人觀看進而了解這段重要的過去。而每當影片巡迴告一段落之後總有些朋友會關心的詢問下一部紀錄片想拍攝的題材?
我老實又貪心的講,想拍的故事太多,但餘生若只能拍最後一部片子的話,我會毫不遲疑地選擇 -「飛雪英紅之謝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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