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輪值日來了一位舊識 ─ 前台北市議員簡余晏，她的到來帶給我許多愉快的回憶：當年我們倆加上王定宇議員，共同主持一個廣播節目〈快樂三口組〉，每天下午漫談時事、臧否人物，歷時三年多。據說頗受綠營支持者喜愛，尤其是基層的計程車運匠，有時上了車會熱情相認，那真是人生一段難忘的際遇。這次她來的目的當然不是敘舊，而是陳情另一件往事，只不過這不是一件愉快的回憶。
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原來有一座日治時期建築的橋樑，橫跨基隆河，叫做「明治橋」，這是 1901 年日本兒玉總督為了由市區通往圓山頂上的「台灣神宮」所修建，神宮供奉著 1895 年負責接收台灣卻隨即戰死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這座橋採鐵製桁架構造，橋上欄柱有扇形鏤空雕花裝飾，還有銅製燈柱，設計非常優雅，出自一代建築名師十川嘉太郎之手；在 1927 年〈台灣日日新報〉首創讀者投票海選「台灣八景十二勝」，「明治橋」就高票入選。
到二戰日本撤回，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之後，該橋南北聯通的「敕使道」改名「中山北路」，橋名也改為「中山橋」，並且為了交通功能，橋體也曾有改建，但仍不失優雅外觀。俟後其他跨越基隆河的高架橋或中山二橋等也紛紛出現，所以這座富涵歷史意義的建築，做為懷舊的象徵漸漸多過實用的功能，這或許種下它不幸的命運。有些人就是想盡辦法要抹殺台灣一度受日本統治的史實、去除日本人的建築遺跡，就像今天我們恨不得把中國國民黨威權象徵的「中正廟」去除一樣。
我在 1994 年底受陳水扁市長之邀，擔任台北市副市長，未幾就在市議會領教了中國國民黨團對中山橋的「嫌惡」，尤其是一位中山區的林姓議員，幾乎把中山橋視為不共戴天一般，一再要市府拆除。他的最大理由是中山橋的兩個橋墩插入河道，會阻攔洪水宣洩、導致汐止與內湖的淹水。陳市長一再表示這沒有道理，另一位前台北市長高玉樹也多次指出，基隆河的水患主要因為在大佳段進行「截彎取直」所致，卻怪罪於兩個橋墩，豈不可笑。
正好有朋友告訴我，有研究指出，基隆河的泛濫應該要靠上游的「員山仔分洪」才是正辦。於是我先親自到瑞芳，去看以往規劃的分洪道入海口，又特別前往行政院水利署拜訪林享崑署長，向他請教員山仔分洪計畫，卻被他一口回絕：「那個計畫早就作廢了啦，我們委託台大做過水工模擬實驗，分洪最多只能降低上游十公分水位，有什麽用？」我問：「能否再做一次？」他回答：「很貴。」我說：「市政府願意出。」他一面搖頭、一面送客。
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歸八肚火」，因為林署長的敷衍塞責，可以說斷送了中山橋，這是後話。2000 年阿扁中央執政之後，行政院在「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中，優先推動員山子分洪工程， 2002 年 6 月開工，2005 年 7 月竣工，可將基隆河 81% 洪水分流入東海，達到 200 年期距之防洪標準。到今天已經有 40 次的成功分洪記錄，基隆河沒有再淹過水。
但是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遲來的解決救不了中山橋；就在中央政府急急進行分洪計畫的同時，台北市政府馬英九市長已在 2002 年 1 月宣布為了防洪的必要，拆遷中山橋，這是員山仔分洪道開工之前不到半年。
馬市長還丟下一句「易地重現其風華」的風涼話，甚至辦了一場貓哭耗子式的「再見中山橋遷移紀念音樂會」，而後把中山橋「肢解」為 435 塊，不加编號，隨意放置於鄰近的「再春游泳池」旁，說是要「易地新舊融合」，但從此沒有下文；後任的郝市長對日本的好感，也許基於「有其父必有其子」，當然繼續任其成為一堆廢墟。台北市府自 2002 年至 2015 年 2 月雖然曾經評估過 25 處地點做永久安置，從中山美術公園、中山計程車站，到關渡平原及社子島，甚至大安森林公園，但每一項都被輕易否決。最近柯市府又重新發包「再利用計劃」，希望不要又是虛晃一招。
余晏前此擔任台北市議員期間，就曾指出中山橋在「防洪」的大帽子下被不必要拆除，是否涉及誤損「歷史建築」？這次希望我能「還給歷史公道」。我只能說，這也是我心中多年來的遺憾；明治橋在我初任公職時出現，繞了一大圈、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在尖尾任內又出現在眼前，彷彿不願就這樣黯然消逝。
我能把歷史記憶還諸台北嗎？我能再一次徜徉在明治橋上嗎？給自己許個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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