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說謊是人之常情，也是成人社交中常態表現的一部分。神經醫學、精神醫學專家陳順勝認為，政治人物在競選期間言行常常反反覆覆，自相矛盾，就精神科或神經科的醫師判斷，他們並不是在說謊，只是得了造假症相關的疾病。且根據神經科學證據與經驗，顯示政治人物們的說謊行為是會升級的！
前言
2009 年 9 月 6 日，在當年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造成台灣重大災難，中央處理失當之後，在部落格我寫了「給馬英九先生的忠告：政治家的傲慢是一種疾病」，蘋果日報報導使用，結果各媒體因用舉國譁然，驚動總統府也出面回應。
不久應邀在中央通訊社「全球中央」雜誌與「名人部落格」寫專欄。2011年11月1 日我在全球中央雜誌「醫者台灣情」專欄寫「謊言與造假症」，指明最近媒體競選活動報導頻繁，政治人物的言行常常反反覆覆，自相矛盾，看在神經科或精神科醫師的眼裡，知道他們不是說謊，就是患造假症相關的疾病。
文章指出「在科學上，已發現習慣性說謊和欺騙的人可能有異常的大腦。」刊出來後當月接獲通知，雜誌改版專欄也取消了，以後不用再寫了。
相隔近十年，全世界神經醫學與科學的進步，針對政治人物的說謊，有更精闢的研究發表，而值得我從新談這個議題。
政治人物的說謊
說謊是人常有的行為，人不誠實與說謊，是成人社交世界裡常態表現的一部分，其影響會從政治、金融、信用到個人關係等各個領域。有趣的是，雖然說謊是倫理道德準則中的偏離行為，卻隨著時間會漸漸增長為各種不同程度的違規行為。我們可以提供神經科學證據與經驗，顯示政治人物的自私不誠實的行為會逐步升級，而且有它的腦神經機制的。
說謊成性的神經科學機制
在行為上，可以發現政治人物自私不誠實隨著重複發言與表現而增加說謊的程度與次數。使用功能性 MRI，顯示腦部杏仁核（amydala）對不誠實行為的記錄很敏感，會減少該構造神經細胞傳遞信號，終至產生適應這種說謊行為。也就是從習慣性說謊（pathological lying）逐漸變成造假症（confabulation），自己也認為是真的，後者在酒精成癮腦症，是因為視丘乳突神經徑路（thalamo-mammilary tract）失能所致。
而最重要的是，杏仁核對不誠實行為的敏感程度，會越來越厲害。所以對國家領導人而言，這是很可怕的科學現象，會導致國家於危險。
研究調查結果支持「滑坡效應 slippery slope」，像在平滑斜坡上，會越來越糟糕的生物學機制；也就是說從小開始的不誠實行為，可以升級為更大的違法行為。推論選前的欺騙，選後會變本加厲成為不誠實的執行政策。
政治人物應用說謊
自從柏林圍牆倒塌至今，已開發國家都覺得他們應該避免極端；造成在英國，最左派的人永遠不會接管工黨。在美國，Ku Klax Klan永遠不會上台。在法國，馬琳勒龐 Marine Le Pen 和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 永遠不會構成威脅，他們曾經嘗試過，但是明智的選民會拒絕他們。這也是讓台灣領導人選擇為何要走維持現狀的路線可能原因之一，可惜沒有洞察整個世界發生劇烈的改變而無所因應。
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英國脫歐和 11 月 9 日川普當選，情況發生了變化。從曼徹斯特到紐約，從布魯塞爾到莫斯科，還有這次九合一選舉台灣從北到南，全球許多人都還不相信全世界，似乎正在走向極端，而遠離過去避免極端的國際共識。似乎地球周遭正在發展很多的恐懼和焦慮。而神經科學研究顯示，這些威脅事件造成的危險性。人竟然會相信這些編織的謊言，進而信以為真的支持，這現象與宗教的信仰很接近。
文獻舉一個例子，瑪麗有個從小會家暴，天天打她的單親酒癮父親，每天交織在對父親的愛與恨壓力之間，當人們跟她一樣面對一系列的焦慮與害怕之間時，我們主掌客觀思想與記憶的額前葉與海馬迴，會開始關閉他們神經徑路的運作。同時啟動主掌情緒的杏仁核，特別是面對逐漸變劇的害怕。這種神經生物學的過程，深度掌握決定我們的決策、估計風險、與探索原因的能力。讓我們走向極端、簡單化、頑固的認知、與反轉相信與自己不同的意見。
突發政治事件影響神經科學路徑
2006 年，心理學家 George Bonanno 和 John Jost 研究 911 恐怖襲擊的高暴露倖存者。研究者發現大多數人經歷了事件後「轉趨保守」。為了控制攻擊所帶來的不確定感和威脅感。他們從自由主義走向了保守主義。倖存者接受了「相對簡單但認知剛性的解決方式」。例如，把事情單純化為善與惡、黑與白、貪腐與清廉、我們與他們，領導與追隨者等面對安全和威脅問題的意識形態。然而，以心理健康症狀或親友對心理調整的評分來衡量，這種政治轉變沒有改善他們的整體心理狀態。
政治人物運用威脅語言演說
川普使用「他們帶毒品。他們帶來了犯罪。他們是強姦犯。」這些威脅的句子煽動民眾恐懼和焦慮的火焰，讓人們暴露在威脅的刺激，這有助於使他的群眾轉向更保守的方向。這很像此次九合一選舉用「又老又窮、北漂、政治零分經濟百分。」刺激群眾，而讓他們相信候選人會讓高雄成為首富一樣的手法。
引發恐懼，對於那些潛在專制領導人的群眾非常有效，將自己描繪為日益保守觀眾的恐懼和憤怒的唯一解決方法。可以人進來貨物出去，高雄成為首富。
概率忽視和確認偏差分析政治謊言
經過廣泛的研究，生活在恐懼中的人會有兩種心理狀態：概率忽視（neglect of probability）和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
概率忽視（neglect of probability）是當人被生動想像的東西激動情緒時，例如恐怖襲擊，他們會擔心它的結果，即使它極不可能發生——這種反應被稱為「誤導」。當川普演講談論歐洲移民，將其與布魯塞爾，尼斯和巴黎的恐怖襲擊聯繫在一起。甚至在瑞典發生的恐怖襲擊，他利用這些心理偏見，使人們擔心一個非常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如果他們使用冷靜的理性概率分析，會得出結論，他們會面臨在恐怖襲擊中死亡的概率幾乎不存在。
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如果我們看越多相同的報導，例如電視描繪移民帶來犯罪和毒品，我們會更關注，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相信這是一個存在的問題。事實上，從 1975 年到 2015 年，在外國出生的恐怖分子在美國土地襲擊平均死亡率每年為 3,609,709 分之一次。在這 41 年中的 30 年中，沒有美國人在美國境內因外國人或移民造成的恐怖襲擊而喪生。
如果在野黨應用媒體優勢，一再傳播報導，而執政黨不做對等的有效回應，就會達到概率忽視和確認偏差的效果，當然兵敗如山倒。
政治謊言引發恐懼的惡性循環面
因此，恐懼會導致「概率忽視」和「確認偏差」。這會導致更多的恐懼，導致更多的概率忽視和確認偏差，等等。
回到瑪麗的例子。瑪麗成年後仍在努力解決她小時候遇到的問題。她不容易相信：自己的父親讓她失望多次時，她怎麼能相信其他人呢？她對愛情和世界都是封閉的，她相信唯一需要注意的人就是她自己。人腦是一種容易發生壓力的機器，能夠立即響應威脅。因此，恐懼（大腦對特定危險的反應）和焦慮（對不確定危險的反應）可用於影響行為。
威權政權利用這些工具，作為獲取權力的槓桿。這些政權，通過提供簡單的方式來處理群眾的恐懼和焦慮進而操縱人們：在困難時期，專制政權只需要利用人民有限的能力進行自己探索性決策，即使改革也一樣。通過操縱技術，威權政府不允許言論自由，並且希望控制其公民各方面的日常生活。今天，在朝鮮，辛巴威和白俄羅斯等國，仍可以找到這類政府的例子，我們不希望台灣在實行民主政治時，還會出現獨裁的政黨和政府。
面對政治威脅的神經科學解決之道
我們怎樣才能避免政治人物，以恐懼和焦慮來操縱我們呢？我們可以在重要的決策前採取以下主動的措施，例如在政治競選期間：
在對您的政治行為做出重大決策之前，盡量保護自己免受暴露於引發恐懼和焦慮的信息的傷害。
如果您接觸到引起恐懼和焦慮的信息，請注意減少暴露並花時間冷靜下來並整理自己的情緒，大約 20 分鐘應足以遏制「逃跑或戰鬥反應 Flight & Fight」。
通過減緩我們的大腦節奏，降低我們行為（包括政治行為）的風險，並增加了有意義和理性決策的可能性。
經常讓自已做這些練習，譬如思考下列問題：
您認為可以用來解釋川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勝的一些因素是什麼？要舉出實例。您認為可以用來解釋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獲勝的一些因素是什麼？要舉出實例。您在哪些方面可以看到政治行為者操縱選民？作為個人和社會，我們如何避免未來對此類的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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