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西斯大帝的復仇：地方派系的復辟

本文作者為江昺崙，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2018 大選，民進黨慘敗，幾個執政成績不錯的縣市也遭國民黨奪下。大家都想找出原因跟戰犯，但找來找去，不是搞錯對象，把矛頭指向進步派、第三勢力或者《公投法》修正，就是搞錯方向，例如要求吳音寧下台等等。讓原本不是很穩固的泛本土派陣營，一時之間陷入同室操戈的困境當中。

選後分析，以中研院林宗弘老師這一篇文章〈攸關利益！年改與農業韓流是民進黨敗選的最重要原因〉較為精準，直接說本文的結論：這次大選慘敗主因是「年金改革」跟「地方派系反撲」，都跟民進黨進行中的政策改革有關。

再簡要一點說，就是「保守派的勝利」。

如果敗戰原因出在保守派反撲，那麼朝進步派開刀，導致進步派與民進黨決裂，那都只是親痛仇快的行為，對改革、對「台灣價值」一點幫助都沒有。先找出敵人在哪裡，才知道戰爭要怎麼打，戰術要怎麼擬訂。

中南部的軍公教人員比例相對少，慘敗的原因是在沒有核心價值、完全以利益為導向的地方派系身上。他們對內是民主社會之癌，對外則是中國共產黨安插的木馬。

這話怎麼說呢？從歷史角度來看，台灣之所以能民主轉型，主要是因為李登輝利用權謀裂解了國民黨。李登輝擅長「拉一個打一個」的戰術，用國民黨青壯派打主流派、用地方派系打中央權貴、用本土派打外省掛。因此李登輝在 1990 年代之後扶植了一批「本土藍」的地方派系。

這些派系就是農會、水利會、婦女會及地方體育會等團體，這些團體的頭人，都是過去國民黨為了籠絡地方有力人士，鞏固統治基礎，裂解民主陣營而暗中結盟的。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台中顏家、彰化謝家、雲林張家、嘉義蕭家等等，這些派系都有黑道背景，國民黨深知這些世家大族的背景，卻長期跟他們合作，默默培植他們的勢力，間接導致台灣「有民主但無法轉型」的困境。

農會總幹事是怎麼選出來的？大多數的台灣人可能都不清楚。首先是要由農會會員選出會員代表，但誰是農會會員？誰有選舉資格？名單並不會對外公布，所以如非現任幹部，根本無法參加選舉──直到 2017 年修法通過，明訂農漁會選舉，農漁會必須主動提供選舉名冊（但時任立委張麗善大力反對）。

而選出會員代表之後，再由代表們選出理事、監事，理監事會再推派理事長，理事長聘任總幹事。在這種「間接中的間接選舉」之下，加上選務工作獨立於中央選舉委員會之外，由農漁會自行舉辦，幾乎可以說是假的民主制度，讓農會長期以來成為地方派系的囊中物。

近年來因為馬英九聲望大跌，外省菁英大權旁落，黨產又被執政黨凍結。從吳敦義在黨主席選舉上，大勝郝龍斌與洪秀柱即可知道，未來「本土藍」才是國民黨的主力。以彰化為例，在 2014 年彰化縣改旗易幟，由民進黨魏明谷執政，而 2016 年彰化縣四席立法委員，民進黨選上三席，幾乎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都全面掌控局勢。那麼，彰化的國民黨應該氣數已盡吧？

不，國民黨都躲在地方派系編織的共生網絡當中。彰化社頭的地方大老蕭景田，曾涉入殺警奪槍的刑案，是彰化山線著名的黑道政客。2012 年立委敗選之後，蕭景田旋即選上中華民國農會理事長，並派任張榮味妹婿張永成擔任總幹事。而彰化地區水利會長，則是由隸屬溪州謝家人馬的呂炉山擔任。因此國民黨雖然失去執政優勢，但卻在地方網絡中，牢牢控制彰化農業的金流與水脈。

據此，之前筆者撰寫〈高雄選戰正熾，韓國瑜為何至雲彰站台？〉一文，不幸言中，地方派系正是這場選舉的「眉角」所在。因此韓國瑜才會在選前到雲彰地區大力站台，目的不是為了促成國民黨內部團結，而是要讓地方派系，特別是原本搖擺不定的農漁會系統「回歸本營」。

由選後人事佈局也可以看出，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互利共生，新任台中市長盧秀燕第一件事就是到海線顏家「謝票」，並且表示支持顏清標的女兒顏莉敏擔任台中市議會副議長。顏莉敏於 2014 年第一次選上議員，首次連任就被推舉出來擔任副議長，背後原因就是盧秀燕要回報海線黑派的支持。

問題就出在這裡，大家以為民主的敵人是國民黨，但真正的對象是實力根植在基層，非常「接地氣」的地方派系。

而這次農漁會系統團結大動員，則是擔心民進黨執政之後會砍掉派系的金脈。

我們想起了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2001 年年底，民進黨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金融風暴，台灣的金融業者，整體貸款逾放比高達 8%，而基層金融機構，包含農漁會、信用合作社等，卻高達 19.37％ 之譜（該年外資銀行的逾放比僅為 3％）。逾放比超過 10％ 的基層金融高達 173 家，超過總數之六成。

簡單說，就是農漁會超額放款，有將近 20 趴的資金變成呆帳。

這是非常離譜的現象，代表基層金融體系已經崩潰，變成地方派系的私家金庫。地方屢屢傳出總幹事超貸等傳聞，1990 年代末期，基層金融爆發擠兌事件，已成家常便飯。

時任總統陳水扁希望大刀闊斧改革，率先接管了 28 間農漁會信用部門，並規劃成立農業銀行，將所有農漁會信用部收歸國有。但由於農漁會的經濟來源普遍依賴信用部門，約佔盈餘的九成左右，砍掉信用部等於砍斷派系手腳，因此引發地方派系強烈不滿。

農漁會除了搬出「農漁會等於農漁民，消滅農漁會等於消滅農漁民」等口號，還在媒體上刊登陳水扁小時候領取官田鄉農會獎學金的廣告，說陳水扁「吃果子不知拜樹頭」，搬出人情牌，大動作反擊陳水扁的金融政策。

陳水扁原本希望前總統李登輝協助安撫地方農漁會，但沒想到當時卸任不久的前總統，台聯精神領袖李登輝公開支持農漁會，發表「農漁會並非一般金融機構，扁政府不懂農業」等說法；同時因為農漁會有集體的危機意識，在農訓會（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的協助組織之下，於 2002 年 11 月 24 日發起「1124 與農共生」大遊行，號召十萬餘農漁民至總統府抗議。至此，陳水扁內外孤立無援，只能斷尾求生，讓財政部長李庸三及農委會主委范振宗下台謝罪，取消整編基層金融部門的政策，並由國家（納稅人）概括承受基層金融體系的虧損。

十六年前的這場農漁會生存之戰，地方派系大獲全勝。自此民進黨不敢再隨意挑戰農會金融體系，至 2016 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除了與水利會交換自動延長任期兩年的條件，順利將水利會收歸國有之外，對農漁會系統一點辦法也沒有。蘇治芬等立委提出「農會直選」的《農會法》修正案，也在國會無限期擱置。

而 2018 年二月爆發的北農風波，也是地方派系與執政黨鬥爭的「代理戰爭」。台北農產公司總經理一職，在前台北市長馬英九上任之後，大多由雲彰地區的派系頭人出任，也曾爆發過幾次負面新聞，例如北農將場地賤租給彰化農會等等，但大多不了了之。

此次休市事件，是北市府市場處在 2017 年決議在農曆新年後，天公生那幾天聯合休假三天，但因為春節氣候回暖、菜量暴增導致交易價格大幅下跌，媒體認為北農總經理吳音寧沒有出面「承擔」，加上北市市長柯文哲將問題歸咎於農委會片面決定總經理人選，北農遂成為台灣農業風暴焦點。

但媒體及社會大眾在休市事件之前，從來不曾質疑農業體系中，中華民國農會幹部張永成及蕭景田的適格與否，也從來不曾大動作報導北農總經理的個人操守問題。

休市事件透過媒體呈現出來的輿論效果，幾乎可說是 2002 年農漁會抗爭事件的翻版。雲林張家將自己當成農民代言人，三番兩次砲轟農委會及北農沒有「控制」菜價，如同當年農漁會發動大遊行一般，都是藉由擴大表面輿論來鞏固在農業領域的主導權。而柯文哲刻意「選邊站」的舉措，也與當年李登輝的手法雷同，拉動權力槓桿，讓民進黨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地。

總括言之：親藍媒體與地方派系聯手創造輿論，直指吳音寧及農委會掌控菜價不力，加上具有高人氣的北市長柯文哲加入權力競合，刻意創造「原本就不看好吳音寧」的氛圍，導致吳音寧形象崩盤，其負面效應也擴大到亟欲進行地方農會改革的民進黨政府，甚至變成了年底選戰，彰化縣、雲林縣等農業縣市的敗戰原因。

我在這裡做個小小回顧與總結：

1. 這次本土派與進步派的選戰失敗，是保守派與地方派系的結盟與反擊。
2. 地方派系在基層錯盤根錯節，壓倒國民黨外省菁英，民進黨也無力處理。
3. 2002 年陳水扁整頓派系，曾發生有過慘痛教訓；2016 年民進黨再度執政，雖小心處理，卻仍發生北農休市事件，由地方派系搶下輿論主導權。

實際作法上，筆者有一些建議：

派系復辟之後，當前綠營之要務，就是先辨識敵我，不要再將資源送往地方派系（例如前瞻計畫及媒體曝光機會），斷其金脈及社會聲望。

並且要加大、加廣農業議題方面的公共討論，設法讓公民社會重新主導農產業討論方向，主動創造有建設性之溝通管道，爭取消費者及公民之結盟，並且避免被動回應地方派系的低層次議題，由善於中介及溝通之單位積極出面回應輿論。

最後，建議大動作回應地方創生與農產業議題，增加資源輔導有改革理想的青年，投入農業初級加工及產銷事業，透過扶植具有公共性與現代性的農企業，削弱地方農會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