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回顧美中關係歷史時說：「蘇聯垮臺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著這份樂觀，美國在 21 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然而，彭斯說，中國走上自由的「這個希望落空了」。
這番表述與 18 年前眾多美國政界與學界人士那種美中經貿發展將促進中國人權進步的樂觀斷言形成了鮮明對照。
2000 年 10 月，柯林頓總統主政的白宮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法案簽署儀式。柯林頓總統說：「你們將記住這一天，並且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這項法案規定，一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即永久最惠國待遇）。一年前，美中兩國已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達成協議，為中國入世掃清了障礙。2001 年，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一員。
天安門事件後 美國本有機會藉經濟綁人權
有關貿易最惠國待遇和中國入世問題，在 1990 年代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中引發辯論的話題。在中國享有與美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之前，根據美國《1974 貿易法》，中國等非市場經濟國家不能自動享有貿易最惠國待遇，需要一年一審，由總統向國會提出延長的請求。1989 年之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審查基本都順利通過。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人權狀況引發美國擔憂，一些人權組織和國會議員提議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以懲罰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儘管美國最終仍然決定延長中國的最惠國貿易資格，但是行政當局和國會都會在年度審查中表達對中國的人權關切。
1993 年，新上任的柯林頓總統正式宣佈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附加人權條件。他頒佈一項行政命令說，如果中國沒有在人權方面有全面、重大的進展，中國將失去 1994 到 1995 年度的貿易最惠國資格。
柯林頓政府希望中國在人權上做出讓步，以延續最惠國待遇。然而，人們很快意識到，美方所希望的那種進展是不可能實現的。
柯林頓政府決定讓人權與經濟脫鉤
1994 年 5 月，柯林頓宣佈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將貿易與人權脫鉤。他表示，美國將採取新的人權戰略，包括增加對中國的國際廣播、將中國人權問題納入國際多邊議程以及支援中國的非政府組織。
前美國駐華大使、當時在美國國務院擔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溫斯頓·洛德回憶說，在宣佈中國必須滿足一些關鍵人權條件才能延續其最惠國待遇後，由於美國國內工商界的壓力，柯林頓政府並沒有真心推行這一政策。
他說：「柯林頓總統犯了個大錯，給自己的政策拆臺。工商界領袖、有經濟背景的內閣官員以及其他前政府官員給他施壓，讓他覺得他錯了，我們不應該把人權和貿易關係掛鉤。所以他不支持這項政策了。他基本上只是過過場，沒有阻止他的內閣官員來給我們國務院拆臺，而我們當時還在努力取得進展。中國可以看到我們政府內部的混亂，總統在打馬虎眼，內閣官員在給我們拆臺，只有國務院還在人權問題上施壓。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動機去作任何讓步。」
不過，洛德對柯林頓總統的最後決定表示了理解。
用促進中國經濟繁榮創造改革條件？
他說：「那是尷尬的一幕。但我覺得，權衡之後，我們在那一刻應該往前走。我們不能假裝他們在人權問題上滿足了條件，我們不想丟掉信譽。但我們不想由於切斷貿易和投資而讓我們的關係出現一場全面災難。所以，我們只能強行咽下這個結果，丟一些面子，做一些調整。我覺得，當時我們能做的最多就這些。」
貿易與人權脫鉤，意味著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上的一個轉變，經貿關係成美中關係中的主軸。之後，美國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99 年，美中兩國就中國入世達成協議。在此前一年，國會通過法案將「最惠國待遇」更名為「正常貿易關係」。
人權組織批評說，「脫鉤」使美國失去了向中國施壓改善人權的利器。
時任美國貿易代表查琳·巴爾舍夫斯基解釋了柯林頓總統當時的想法。她說：「柯林頓總統當時的看法是，貧困的國家相對來說不太穩定。一個貧窮的國度，如果民眾看不到希望，會成為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在任何情況下，這都應該成為美國的政策，就是幫助一個希望發展的國家，特別是他們希望遵循國際規則發展的國家。所以，總統把入世當成一個可以為中國民眾創造機會的途徑。柯林頓總統過去總是說，我們不能為中國選擇，我們也不能幫他們選擇他們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們可以幫忙，讓中國民眾有個選擇機會，……通過為中國帶來巨大繁榮， 通過入世帶給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作為入世協定的一部分，美國需要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1974 貿易法》設有限制條件，國會需重新立法。《2000 年美中關係法》將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這項法案使貿易和人權之爭進入了白熱化。
美國企業急切想進入中國市場
1997 年被中國政府直接從監獄流放到美國的異議人士魏京生，抵美不久就捲入這場辯論中。他回憶說，有一位議員親自開車帶他到美中關係委員會主席的家裡，他在那裡見到的是二三十位美國大企業的高階主管，他們希望他在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給予支持。
魏京生回憶說：「飯後喝咖啡的時候，他開始亮相了。說魏先生你能不能跟我們合作，你要是跟我們合作，錢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以億計……我說跟你們合作做什麼，他說就是不要影響我們擴大跟中國的貿易關係。……我說，這個可能我做不到。然後他們就開始跟我吵起來了，說你看做生意對中國有好處。我說你說錯了，那是對中共有好處。……當時就爭吵起來了。（他們說）中國經濟發展老百姓也會怎麼樣。我說，老百姓可能得到一點點實惠，但是主要是共產黨經濟實力變強了以後，不但會進行壓迫老百姓，不會民主。」
2000 年 5 月，眾議院以 83 票贊成、15 票反對的結果通過法案，給予中國永久對華貿易正常關係（PNTR）地位。四個月後，參議院以 83 比 15 的投票結果通過這項法案。同年 10 月，柯林頓總統簽署了這部《2000 年美中關係法》。
被共黨迫害過的 才真正理解中國
魏京生說：「實際上PNTR那場鬥爭，在國會確實是美國近代以來最大的，最嚴厲的一場鬥爭。雙方觀點很尖銳。而且沒有一個議員敢說我不投票，缺席。平常每一次投票都會有人缺席，唯獨那次投票，沒有一個人缺席，也沒有一個人棄權。你必須表明你的態度。因為共產黨那邊的壓力也很大，白宮的壓力也很大。到最後快投票前幾天了，還有一個星期，人家統計，我們這邊的票數還是比他們那邊多。柯林頓都急了。」
他接著說：「我那時候每天要串好多個辦公室，一個一個說服。柯林頓乾脆就拿車往白宮接，一天接待好幾撥。有一個被他接待過但是沒有變立場的議員跟我談話，告訴我他把人拉到那怎麼說。很簡單，說你這個州有什麼什麼問題，我已經跟哪個部長說了。那個問題可能會給你解決。意思是說你投我一票可以給你解決。 白宮直接施加壓力。……其實那時候各大報紙左右派報紙做的民意調查，都說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老百姓不同意給中國這個PNTR和WTO，不同意。老百姓其實也很多人明白，議員基本上都明白，只是從利益關係上，他們就是不得不投給那邊。」
18 年後，那些曾經希望中國入世、享受永久最惠國待遇能夠讓北京經濟和政治自由的人並沒有看到中國朝著他們期望的道路前進。
美國提供更多資源 沒有換來中國人的自由
「美國曾希望經濟自由化將讓中國與我們和世界建立起更好的夥伴關係。相反，中國選擇了經濟侵略，而這又壯大了中國不斷擴大的軍隊的膽量。」美國副總統彭斯 2018 年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中國政策演講時說，「北京也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讓自己的人民邁向更大的自由。」
魏京生說：「事實證明，我這幾十年的奮鬥做的事沒錯。是對的。如果當年不給中國PNTR和WTO的話，共產黨怎麼會熬到今天，怎麼會甚至變成美國的威脅了？不可能嘛。」
長遠來看 經濟自由還是會帶來政治自由的？
主導了美方與中方的入世談判的巴爾舍夫斯基大使不認為當年支持中國入世的決定是錯的。她說：「我的看法是，在那個時候，中國當然應該進入WTO，這是很顯而易見的，我現在依然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非常重要的，是正確的事。但是，即便如此，需要採取措施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停滯，以及中國目前的各種做法，包括補貼、對外國企業的歧視等。」
在柯林頓時代擔任美國國務院東亞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承認，當年過度強調了貿易發展會促成中國政治轉變的說法。
她說：「為了讓國會批准中國的永久正常交易夥伴地位，我們絕對誇大了它在政治上的好處，也就是中國入世對中國國內政治改革的好處。 我們不得不那樣做，因為國會每年要審議中國的人權狀況，議員們的感受非常強烈，順便說一句，柯林頓政府對此的感受也很強烈。但我們確實覺得，我們看到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人享受的個人自由越來越多。因此我們預期，如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們會看到中國人權狀況的逐步改善。但我們確實誇大了。」
然而，回首過往，謝淑麗堅持認為，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政策本身沒有錯。她仍舊認為，經濟自由會帶來政治自由，只是需要時間。
（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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