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運動改變人生 參與者憶過去展望未來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報導）「野草莓運動」從結束至今，已過了十年之久，期間曾發生過大埔、反迫遷、反媒體壟斷、反國光、中科三四期、美麗灣與太陽花等重大社運事件，多位野草莓參與者都在其中扮演要角。他們今（6 日）也特別到台大社科院參與十年紀念會，分享離開廣場之後，如何將理念落實在生活之中、尋找不一樣的道路。

出身於東吳社會所、台大城鄉所的謝昇佑，2008 年參與野草莓運動，時隔四年後，創辦「好食機農食整合」，嘗試透過社會企業的經營來實踐理想。他幽默說道，希望大家能叫他「謝老闆」，因為與其告訴別人他在做議題，不如說自己在創業，跟大家的距離比較近。

「參加野草莓運動是我人生很大的轉折。」謝昇佑指出，理念離真實世界與生活很遠，最難對抗的從不是邪惡本身，而是邪惡紮根在人情義理中，若沒有在人情義理中找到一個辦法，你終究難逃流於嘴砲的命運。這也是他做生意的最大體會，社會運動不缺批判，最缺乏的是實踐方法，這個方法在課堂裡找不到。

現年 35 歲、前台北畜產公司總經理姚量議，來自彰化線西，也是「雞農二代」，在 2008 年就讀高師大地理系碩士班時，曾擔任高雄野草莓運動的發言人。他回憶道，自己那時還是碩士生，雖然參加過地方環團、當過志工，但對於街頭運動沒有太多認識，只是覺得馬英九什麼都亂搞，就投入野草莓運動。

「野草莓對我很大的影響是破除迷思，以及理想如何落實到生活。」姚量議表示，他台語好，參與社運時常負責主持，尤其是大埔事件、反國光石化，最後改變了政府決策，讓他覺得很威風。但 2010 年他去韓國交流時，發現許多社運者曾在街頭抗議丟汽油彈，但回到農村服務後，卻感到心酸，因為生活最難，這句話也讓他當頭棒喝，反思在每個領域中，如何讓人信任自己，能將資訊傳遞給決策者。

曾擔任野草莓運動串連組負責人的黃佳平，大學念社工、研究所就讀世新社發所，2008 年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已是專職的社運工作者，2012 年更投入後勁反五輕運動。他回憶說，自己當時照三餐打電話問候大家，發現其他地方沒有「非學生身份者」能參加的爭論，像量議就告訴他，高雄有阿伯在旁邊喝茶。

「很多人會問我，如果不是唸社會學，又想參與社運可以嗎？我認為謝老闆的經歷能給大家很好的啟發。」黃佳平說，想關心社會議題時，你可以選擇直接讀理論，但你也可以好好過生活，看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到哪些事情，像他前年辭職在家帶小孩，就想到管委會都針對老人辦活動，為什麼不能辦個繪本活動，讓小朋友與大人都來參加，藉此「洗腦」。

目前人在國外的林竣達也特別透過網路視訊的方式，分享當年參與野草莓運動的心境。他表示，自己當初在社運中感到很挫折，在知識上無法理解中國類似帝國主義的行為，也不知道資本與帝國的夾擊下，台灣的出路是什麼，更沒有足夠的工具來分析這個問題，而歐美目前都有批判全球化的思潮，在老師的鼓勵下，決定留學美國攻讀博士。

林竣達認為，雖然有些人覺得學術沒什麼用，也沒有投資報酬率，念完還是找不到工作，或是不食人間煙火、不接地氣，但他還是覺得學術很重要。學術訓練可以讓人察覺過去思考的盲點，不會過分樂觀與悲觀，同時也能貢獻社會，像最近一份氣候變遷報告就打臉川普，在網路上非常火熱。他也期許自己，在下一個十年，能透過社會科學思維，將好的研究成果帶給新一代，回應社會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