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專欄》「中華民國憲法」的台灣成分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馬上會跳起來反駁說：「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過程中，也有台灣的代表參加啊！」持這種理由的人，其實只是看到事情的表象，而不理解事情背後的歷史縱深。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過程，不只是一九四六年底制憲國民大會期間的短短一個多月的事而已。蔣介石在是年十一月廿八日國大第三次會議中即提到「政府十四年來制訂憲草的經過」；政治學者荊知仁也說：「…制憲大業，艱苦經營者，前後幾達二十年….」。可見當前「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有一段相當時間的醞釀期或懷胎期，在這段醞釀期或懷胎期，台灣很不幸（或說很幸運地）並沒有躬逢其會，因為當時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這段醞釀期，若以蔣介石所說的十四年計算，則大致應推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所制訂之「訓政時期約法」起算；若以荊知仁所說的「幾達二十年」計，則應推到更早，大致是蔣介石結合桂、閻、馮等系軍閥完成北伐前後起算。不管從何者起算，「中華民國憲法」的醞釀成形，都脫胎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訓政時期。國民黨北伐後所頒布的「國民黨訓政大綱」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一九二八年十月）開始了國民黨政府的訓政時期，而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的「國民會議」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受到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擴大會議」宣布制定約法的刺激而有此舉），明白揭示國民黨一黨專政。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日亟，國民黨迫於客觀情勢，乃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召開「國難會議」，邀集其他黨派及社會人士討論團結禦侮之事。受邀者有半數以上拒不出席。而到會的一百六十餘人當中，有人認為國民黨訓政之成績，尚不及宣統年間的預備立憲，因而想利用國難會議來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同年十二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除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及憲法頒布日期外，並飭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憲法的起草，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歷時三年餘，其間歷經立法院及國民黨中央之再三易稿修正，而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明令宣布，是即所謂「五五憲草」。

有趣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有關領土的規定（第四條）這樣說：

「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疆域。」

從條文中，我們發現，台灣並沒有被列在其「固有疆域」中，而早已獨立的蒙古，以及在日本操控下的東北（滿洲國），卻都列在其領土中。

而根據一九三六年公布，翌年再做若干修訂的國大代表選舉法，台灣也未被置於中國各省市配額中，而是被置於特種選舉人，與檀香山、秘魯、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廿三個國外區域並列，只分配到一名「華僑」代表的名額。

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一九三八年七月以選舉方式成立）組成廿五人的憲政期成會，對五五憲草加以研討、修正。然而，由於中國對日抗戰的吃緊，憲法草案一直被「套牢」，直到大戰結束後，透過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作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制憲國民大會採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此時才有台灣的十七名代表參加）。憲法草案在幾經折騰、協商、改易之後，終於在十二月廿五日三讀完畢。「中華民國憲法」於焉產生。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國大代表選舉辦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十七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只好認了。

更遺憾的是，這十七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變。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國大陸被中共控制，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中華民國憲法」無法在其醞釀產生的地區實施，而卻被帶到一個參與制憲因緣最淺的台灣來（並且在其頭上又加上一個「臨時條款」的封條）。

「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前的大部分過程中，只有中國，沒有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後的不久，卻僅只有台灣而沒有中國，這是人類憲政史上難得一見的怪事。

更奇怪的是，面對這件持續四十多年的怪事，竟然還有那麼多的台灣人民不理解台灣要制定一部新憲法的道理，更是匪夷所思！

原文出自 李筱峰 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