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不敢講的台灣史》「日本人的良心」是他們！那些為台灣人辯護的律師們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瘋狂轟炸台灣。」、「日本殖民台灣八年。」、「總統府是日本人投降以後才蓋的。」、「日本殖民台灣以前，台灣人不是都講『國語』（華語）嗎？」⋯⋯

這些都是曾出現在我們周遭的真實對話。「別鬧了！」一開始還猜對方是否在開玩笑，但對方卻一臉正經。戰後台灣史在歷史教育中的長期缺席，真讓人笑不出來。

「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拜國文課本之賜，這句話人人都會背，然而我們對台灣史的認識，卻仍非常稀薄而片面。其中，有一種很常聽到的說法，讓我印象深刻：「日本人都很壞，欺負台灣人，所以台灣人才抗日。」今天，我要為你說一個故事。

勾結官府目無天！占我大屋奪我田！

日本統治台灣以後，透過種種的調查和制度，掌握了長期以來台灣人耕作的土地，但是這些殖民者的統治技術太高明了，他們的話術也掩人耳目，使得台灣人農民一時很難察覺。「明明是我家祖先世代耕作的土地，怎麼會變成財團的呢？」「退職的日本人官吏勾結官府目無天！占我大屋奪我田！」等到農民看破這些伎倆時，已經來不及。

看到這種外來政權跟你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有沒有覺得似曾相識？總之，這就是一九二○年代台灣發生土地爭議的背景。

還有一種伎倆是用來掌握製糖業的。台灣甘蔗產量大、品質優，但是甘蔗畢竟是農業，也怕澇旱。因此，總督府以保證收購為由，實施「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將甘蔗農地劃分成許多區，由負責該區內的製糖會社在與蔗農協調好價格後，統一收購蔗作。看似契作般的「保證收購」，實際上製糖會社卻常常不經協調或未公開收購價格即強行收購，更不要說在過磅時偷斤減兩動手腳，所以人家會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真的就是那樣。

看到這裡，相信你也和我一樣，覺得日本人真的有夠腹黑吧？

1925 年夏天，又到了甘蔗收成的季節了。二林地區的蔗農等著和「林本源製糖會社」協調收購價格。平平是甘蔗，林糖的收購價格硬是比隔壁的明治製糖株式會社還低，今年更是遲遲不協調蔗價！甘蔗的保水度就像皮膚，越老越乾，等不了啊！

10 月，在未經協調之下，製糖會社職員會同警察到了二林來，強要採收甘蔗。蔗農見狀，上前阻撓，推擠之下，雙方爆發激烈的衝突，警察的佩劍被農民奪走，農民也有不少人掛彩，第一回合結束。

隔天，警察來到二林農組核心人物、醫師李應章的診所，帶走李應章，其他多位農組成員也遭逮捕，這就是「二林蔗農事件」。

日本人的良心曾來過

你聽過一個叫做「矢內原忠雄」的人嗎？矢內原忠雄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一生抱持著人道主義的精神，愛好和平，有「日本人的良心」之美稱。1920 年，矢內原擔任東大的教授，有了眾人夢寐以求的頭銜，卻在二戰期間公開反對日本掀起戰爭的行為，因而辭去教職。二戰結束後，矢內原回到東大校園，後來成為東大學長（校長），堅持大學自主、保護學生的故事，為人所知。

就在台灣的土地爭議頻發，農民運動一日燒過一日的一九二○年代，同情殖民地人民悲慘處境的矢內原忠雄，在 1927 年 3 月至 4 月間自費來到台灣考察殖民統治的情形，並到各地演講。他畢竟不是等閒之輩，因此不管走到哪裡，地方官都前來會見。

不過，敢講真話的矢內原也很不受歡迎，當他在蔡培火的陪同下來到宜蘭時，還被當地郡守警告他，「第一要希望教授不可批評總督府的統治方針給他們聽；第二不可說國語（日語）教育的方針不好；第三不得說那有阻害內台人融合的話」，郡守不客氣地說，要是講了不順官方耳孔的話，演講就會被中止唷！堂堂一個東京大學的教授，自費旅行途中竟遭這樣的威脅，當時總督府氣焰之囂張可見一斑。

矢內原回到日本後，寫下名著《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揭開總督府統治的瘡疤。書一出版，在台灣立刻被禁，不准販售，然而《台灣民報》卻讚譽這是「有心人不可不讀的良書」，原來，台灣人看官媒報導，始終都是反著看的。

我的一顆心，獻給一群人

作為農民運動的重要現場，矢內原忠雄曾經來過彰化巡講，但是每次去彰化二林，我第一個想起的卻是一個叫做「布施辰治」的人。

二林蔗農事件發生後，農組代表前往日本，將台灣農民的悲慘遭遇訴諸輿論，請求日本政界的友台人士能夠支持台灣的農運。這時候，他們找到了布施辰治。

布施辰治是日本宮城縣人，1902 年從明治法律學校畢業後成為東京的律師。1906 年，東京市內電車聯合調漲運費，市民的抗議行動演變成衝突，布施辰治替被逮捕的民眾辯護。

1918 年著名的「米騷動」，布施辰治也在辯護律師之列。1923 年東京大地震之後，日本政府將《治安警察法》進一步改為《治安維持法》，用來懲治那些「變更國體」和「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的行為，大肆逮捕、壓制社會運動。1923 年，警方逮捕、處決工人運動家的「龜戸事件」，以及 1924 年社會主義運動者的在日朝鮮人朴烈及其妻金子文子遭逮捕，被判以「企圖暗殺天皇」的「大逆罪」，布施辰治也為之辯護。

面對高牆，布施辰治始終站在雞蛋的那一方

對於布施辰治來說，台灣的二林蔗農事件也是雞蛋一顆。1927 年，他偕同律師古屋貞雄、麻生久等人，以為二林事件二審辯護的名義來到台灣。他們除了在法庭上為台灣人與檢察官熱辯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農組幹部的安排之下，到台灣各地農村演講。

這裡也一併介紹古屋貞雄這個人。古屋貞雄是日本山梨縣人，1919 年 9 月畢業於明治大學法科專門部特科，同年 10 月通過辯護士考試，1921 年成為自由法曹團律師，積極支持朝鮮、台灣等地的農民運動。

布施辰治等人在各地演講時，場子都很熱，農民們無不引頸期盼，想看看這些遠道而來，為台灣農民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律師，要說些什麼。

布施辰治說，台灣的報紙理論上應該是為台灣人而存在的，是希望台灣人讀報的，但是實際上卻完全不是這樣，他這一趟來台灣，「各新聞（報紙）對於登載我們的意見，些少的好意都沒有。」

布施辰治說，法律的本質是要讓民眾知道做事的方法，「政治的方針不該（是）政治家獨知的，須使人民共知的」，官方故意將法律與預算寫成「法律文言文」，就是不要讓民眾看懂，「反正我們也看不懂，就交由官方去做吧！」漸漸地，養成大家對於政治的冷漠。

布施辰治：「你們的不平就是我們的不平啦！」

布施辰治在前來台灣的船上，接受記者訪問，曾說「你們的不平就是我們的不平啦！」

如果你是被欺壓卻無處申冤的台灣人農民，聽到這句話，心情一定激動萬千。《台灣民報》也說，古屋貞雄「本來的使命是在解決種種農村爭議的法律案件，他看台灣官憲彈壓人民太無程度，不得不利用起草訴狀的時間以外到各地開講演會，徹底的與官憲抗爭」；而另一位代議士水谷長三郎與古屋貞雄站上講台之前，還特別穿上台灣服，以宣示他們與台灣農民站在一起的決心。

他們都是日本人，但是他們穿著台灣服；他們不會講台灣話，但是他們有台灣心。如果你是大屋被占田被搶的台灣人農民，你還會不會在意他們身上流著什麼血？說的是什麼語言？

他們在短短的 225 小時之間，奔走台灣西部各地農村，四處演講三十餘場，所到之處幾無立錐之地，受到各地民眾熱烈的歡迎。

布施辰治在新竹演講時，新竹的聽眾們「今夜聽了布施氏的話，都感覺台灣人的生活狀態，沒有比三十年前向上三倍，是不合理。……」幾位日本人律師，在這裡雖是短暫停留，卻如同燦星一般劃過台灣農村的天空，在他們鼓舞之下，台灣農民長久以來抑鬱在心中的不平意識熊熊燃燒起來。

台灣人農民的血，沸騰了。

古屋貞雄甚至在二林事件公審之後，在台灣成立事務所，繼續為台灣農民辯護。但是「人權」不賺錢，堅持維權，唯一的本錢是良心。我常想，身為律師的布施辰治，當年如果沒有成為一個人權律師，光是替人處理一般的法律案件，應該就足以讓他過著多麼錦衣玉食的優渥生活。但是，他放棄了那條大路，選擇走了人煙罕至的荊棘之道。

如果有一天，要和弱小人民站在一起，對抗掌握所有行政資源的統治者，媒體倒海而來的中傷和污衊時，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時，你敢不敢？布施辰治敢。

每次講到「日本人的良心」，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出「矢內原忠雄」的名字，相較於矢內原忠雄一登場就是星光熠熠，布施辰治身上的鎂光燈黯淡許多，比矢內原早逝的他，身影也相形寂寥。

但是，每次當我走到二林，我總是想起他，布施辰治，我想，日本人的良心，應該還有他才對。

想知道更多農民運動與日治時期的故事嗎？請讀：

• 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国主義下の台湾》》（台北：台灣書房，2011年）
• 韓嘉玲，《播種集：日據時期臺灣農民運動人物誌》（台北：簡吉陳何基金會，1996年）
• 楊渡，《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台北：南方家園文化，2009年）
• 蔡蕙頻，《台灣史不胡說》（台北：玉山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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