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仕淵談國球誕生前記 從棒球窺探台灣人奮鬥的歷史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報導）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張炎憲台灣史新銳學者講座」第 2 場「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的台灣棒球史」，13 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主講。謝仕淵首先談運動概念在台灣的深耕，再從嘉農到 70 年代的紅葉少棒，試圖解構日本野球文化與台灣的國族認同，並剖析棒球之於台灣人的緊密關係。

當「運動」成為一種信仰

謝仕淵介紹，「運動」體現一個近代社會的精神，一個國家要強盛，即依靠每個人發揮自己最強的力量，同時也要遵守規則，這才是一個文明的象徵。而「運動」的傳入，對於台灣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在資本社會當中，在工作之餘的休閒選擇，那是一個社會調劑跟社會釋放的重要手段；另一個，則是將身體作為一種「資產」，近代國家在徵兵制的確立後，就希望國民的身體健康，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日本統治台灣後，為了因應工事生產需求與加強社會動能，對於身體的「治理」便相對重視，因此，當現代教育系統引進台灣後，「運動」就變成重要的一環。

日本治台時期，在體育觀念逐漸透過義務教育落實後，台灣人選擇運動已經是一個普遍習慣，因此，運動也開始產生了不同的定義：運動競賽，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空下，在新制度的置入，以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階級差異，造成社會底層對於各領域資源分配不均有所不滿，但是，運動不一樣，因為比賽就要公平。1910 年代曾發生過，某個街庄舉辦小學校（日人就讀）與公學校（台人就讀）的聯合運動會，結果台灣人跑步贏了，在那個情境下，個案運動的勝利，很容易被移情為另外一種殖民地關係解釋的扭轉，進而延伸出一些「化學作用」。

1932 年，有一群所謂的「在京島生」，意即去日本唸書的運動選手，這很特別，因為在那個背景下，有運動選手到日本留學並不常見，有少數人專攻體操，例如林月雲（彰化高等女學校的林月雲，在 1933 年進入日本女子體育專門學校，畢業後以日本代表選手第一候補者身分，參與第 11 屆奧林匹克大會，被稱為「本島最優秀的女選手」。），其中也包括第一個參加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以及嘉義農林野球隊的吳明捷。

他們背後都有個共同的支持者——楊肇嘉，楊肇嘉對棒球很熟悉，他冀望台灣人在所謂的「新學藝」中，也有不輸給日本人的傑出表現，所以投入很多心力在這群有潛力的台灣人身上。這跟我們傳統理解的政治社會運動其實很不一樣，不過，這在當時新聞的號召力跟關注效益下，反而有更多人知道這些人。

因為運動提供了一個公平的機制，也造就了台灣人「機會」，這樣的「機會」可能是在日台不平等的情況下很難得到的，也讓「運動」在部分台灣人心中成為一種信仰。

自 1915 年開始舉行的「全国高校野球選手権大会」，俗稱「夏季甲子園」，在日本是知名度最高的比賽，尤其在 1928 年時，日本開始有全國性的廣播網，所以台灣得以共時性的掌握比賽戰況，而台灣也在 1923 年開始參加甲子園競技，朝鮮也有加入，這就是殖民帝國體育世界的構成。

1923 年到 1930 年，台灣基本上都是北部的球隊在參賽，球員也都是以日本人為主，所以當時的《臺灣民報》反應就比較冷，誰知道，後來的嘉義農林竟然破天荒取得台灣代表權，不僅如此，它也反映出其中多元的族群身份：原住民、漢人、日本人，也因為這個組成跟過去很不一樣，所以《臺灣民報》就用「真正的台灣代表隊」來形容嘉農，一支屬於台灣人的隊伍。

最終嘉農榮獲亞軍，也是日本時代最好的成績，也成為 3、40 年代台灣本土棒球實力最堅強的底蘊。

第一代被年輕人所追逐的台灣英雄

謝仕淵後來訪問了很多 1935 年之後的嘉農學生，發現多數人在還沒認識棒球時，就已經立誓要打棒球，因為他們想要變成像吳明捷那樣的「台灣英雄」。謝仕淵說：「因為嘉農棒球隊在嘉義市區的光榮遊行，刺激了台灣人的許多思考，也逐漸形塑台灣人自我認同的關鍵遠因之一。」

他提到，有「台灣貝比魯斯」之稱的洪太山回憶，第一次看到吳明捷時是小學一年級，因為吳明捷，洪太山加入了棒球隊，也考上了嘉義農林學校，他也說：「衣服繡上姓氏是方便教練在一百公尺外識別罵人。」

儘管起初都沒有出賽機會，到了三年級時，教練近藤兵太郎對洪太山表明「這次比賽要帶你出去」。於是，洪太山驕傲地穿上「KANO」的球衣，他的爸爸很高興，馬上請照相館的師傅在他們家的正廳前拍了一張照片留念，而洪太山也是戰後第一批台灣國家隊的主力。

由此可見，棒球提供了台灣人在日本時代一個美好的投射，對小孩子來說，他也期許下一個明日之星就是自己。

整個嘉農在 1930 年代後 最常被詮釋的觀點就是「一視同仁」的概念，因為嘉農具體實踐了「三民族共榮」，所以從總督到民政長官的論調都一致，對外始終強調這是日本治理台灣的成功；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到底棒球有沒有辦法回應台灣人在抗爭跟認同上，轉化為實際的社會動能？其實沒有，但確實凝聚了台灣人自身的主體，藉由棒球所建構的我群認知之強化。

此外，謝仕淵也描述，苗栗的客家人陳嚴川先生，戰後非常優秀的知名攝影師，他打棒球也是因為吳明捷，因為他們彼此是同鄉，有一次，陳嚴川跟一群小朋友被授命到苗栗車站去迎接吳明捷，因緣際會下，吳明捷拍拍陳嚴川的肩膀，並告誡他：「要好好打球！」因為這句話，陳嚴川果真一輩子「好好打球」。

家境富裕的陳嚴川，戰後是中國石油棒球隊的隊員，曾多次參與台灣省運動會棒球賽。白色恐怖時期，陳嚴川與球隊成員因省工委的「苗栗油廠案」被牽連，幾乎全隊都被捕入獄，陳嚴川被關五年八個月，後無罪釋放，再度回到中油公司上班。

1968 年日本讀賣巨人隊訪台時，陳嚴川更以八厘米紀錄片的方式紀錄巨人隊春訓的珍貴畫面，他希望拍給打棒球的小孩子看清楚他們怎麼訓練，讓謝仕淵直呼「不可思議」！

戰後的棒球發展

謝仕淵表示，其實 1944 年到 1945 年間，台灣基層的棒球仍舊穩定發展、結構依然完整。但常常有人在探討，到底戰後的國民政府有沒有支持棒球？客觀來說，當時的國民政府也不知道怎麼「運用棒球」，所以就無所謂的打壓或支持，因為那時比較重視運動所連帶的外交功能，例如足球、籃球跟東南亞的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故政府當然挹注一定的資源在上面，棒球就自然讓它自然運作。

簡言之，就是讓原先在日本時代有過棒球經驗的人，透過自己的網絡、人脈，繼續串聯起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交流、技術支援等，這樣的棒球文化到戰後一直沒有中斷，反而得以延續。根據口述訪談，有一些從日本來台灣指導棒球的人，並沒有意識到台灣是交給一個叫中華民國的國家在管，所以面對這樣的棒球斷層，也很納悶：「你們現在棒球怎麼退步這麼多？」 謝仕淵也説：「所以我們那時只要跟日本打，起碼都是輸十分以上！」

到了冷戰期間，整個東亞的防禦連線成形，促使台灣在當時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有個友好的同盟關係，過程就進行很多棒球賽的交流賽，謝仕淵敘述，有趣的是，當洪太山穿著中華民國球衣，遇到日本隊時，那種很典型的被殖民者面對昔日的殖民母國之矛盾心情就出現了。

因為台灣的棒球老師是日本，藉由楊肇嘉、謝國城等人的關係進行很多棒球技術的指導，因此「後殖民」的困境就在台灣戰後不斷出現。站在非洲殖民論述的觀點，就如同「兒子跟爸爸的對抗」一般，直到 60 年代還是如此。

60 年代末，中華民國開始在國際上遭遇的外交挫敗，只要少棒得到世界冠軍，棒球就會轉化為中華民國爭取榮耀及安定民心的重要寄託，加上後來紅葉少棒的旋風，許多論述：「中華民國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刻，小學生不畏艱苦，苦練棒球為國爭光」便接踵而來，謝仕淵笑言：「連木棍打石頭都發明出來了，實情是打小柚子，打過棒球都知道，打石頭球棒會壞掉！」

謝仕淵也補充，事實上，這種媒體描述的「辛苦」，就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訓練方法而已，卻巧妙地與中華民國連結。因此，嚴格說來，「日本野球文化」一直在台灣不停地被再現。

謝仕淵談及，戰後的 80 年代，台灣開始試圖重建自己的棒球歷史，卻都將 40 年代含糊帶過，因為要突顯紅葉少棒戲劇性的興起，接連帶起金龍少棒、七虎少棒等，等於說，這樣的論述是建立在一個標準國族認同的套路下，也因為這樣，讓我們對過去的史實不清楚。

如今，回首台灣棒球的百年風雲，謝仕淵談論的棒球歷史脈絡，引領聽眾進入那個不曾被看見的棒球身世，讓「喜愛棒球，熱愛棒球，沒有棒球就吃不下飯，就睡不著覺，甚至就會活不下去的棒球痴、棒球狂」也能因此而爬梳這段台灣人的「野球精神」及奮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