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瑞專欄》不陷入日本語的無垠沙漠中：大江健三郎

探討日本語的本質，以及其延伸的文化要義，進而考察其歷史的演變過程，是一件令人又愛又恨的事情。因為這表明你必須具備諸多條件，至少應具體考古學家的堅定毅力，語言學家的慧眼博識，否則很可能在半途上，你就困陷在日本語的無垠沙漠裡，再也走不出來，成了「砂丘之中」的永久居民。

正如大江健三郎的《定義集》書名一樣，我們要全面概括他在著述中隱含的政治思想，以及更多關注的文化議題，絕對是一項艱難的任務。首先，評論者必須充分掌握其長期以來言論特徵，必須理解他作為日本左派作家的立場與文化批判所產生的影響，僅止這樣的思想脈絡，自然要構成巨大的挑戰，因為回應的同時，意味著我們正參與這些問題的思考，否則我們很可能走向去脈絡化的歧途，最終失去了表達見解的機會。

自 2006 年 4 月起，大江健三郎開始在《朝日新聞》撰寫文化隨筆，每個月連載一篇，直到 2012 年 3 月為止，為期 6 年共計寫出了 72 回，這就是《定義集》一書的原型。此書出版之前，他在這基礎上做了修改和補充。然而，就其整體思想面貌而言，這些問題意識都屬於大江健三郎的風格，亦即必須再三思索方能獲得理解的文本。

從在這本《定義集》當中，我們可發現大江健三郎博覽群書的品味，在某種程度上，他也因過多援引西方思想家的論述，而招來讀者指其掉書袋的批評，儘管如此，他直面當代日本的困境所表現的憂慮憤怒，應是不容懷疑的。

直白地說，這是他同時代的日本作家們不願面對的禁忌，不想踩踏的思想地雷。

以他撰寫報導文學《沖繩札記》為例，他批評美軍於二戰期間攻打沖繩島，致使沖繩島民「集體自殺」的事件，卻反而遭到日本政府指控，說他嚴重悖離歷史事實，惹來了筆禍和訴訟官司。

不過，他並沒就此罷休，把論題指向了被投下原子彈的廣島慘狀，以及日本第五福龍號漁船船員在比基尼海域從事捕鮪魚作業時，不巧遇上美國進行氫彈試爆而受到大量輻射曝露的恐怖事件。他在文中詳細說道：

雖然距離爆炸中心地還有一百六十公里遠，但是純白的『死亡之灰』還是像大雪一般下個不停，踩在甲板上還會留下腳印。我們覺得奇怪，把白灰帶了回來，從裡面驗出了超高劑量的輻射能，以及美軍視為最高軍事機密的氫彈結構。（中略）……氫彈真正可怕之處，不僅是其爆炸的威力，更在於同時釋放出大量的輻射能。了解氫彈爆炸的破壞力以及看不見的輻射能有多麼可怕的全世界有識之士唯恐人類正走向滅亡，無不提高了危機意識。

進一步地說，大江健三郎在非核家園和反對重啟核能發電廠的議題上，似乎有著前瞻性的預見。尤其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了大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爐芯熔毀海水倒流海裡的災難，幅射災害尚未妥善解決的現今，我們不得不說大江健三郎的論述文章，確實已發揮了檄文般的作用，它已讓多數懷抱憂患意識的日本國民，由於這個呼籲而更團結起來，向政府部門表達最深的恐懼。

當然，正如前述他不止關注政治問題的提起，他還透過他熟知的或與之通信的作家思想，對自身的思考努力做出定義，而這些思考過程的痕跡，在其論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我們甚至可以延伸認為，他與這些作家的交往，即是他透過「他者」的目光，來省思自己的文化處境。

在這代表性的作家當中，有俄國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中國的魯迅、法國文化人類學家列維．史特勞斯、東京大學法文系教授，也是其恩師渡邊一夫、思想評論家加藤周一、小說家井上厦、音樂家武滿徹，以及以《東方主義》批判西方中心主義聞名的薩伊德等等，都在他的引述中發揮著人文思想的啟示意義。

然而，這僅止是我們從其日文的語境中所做的理解，最終我們仍舊要穿越大江健三郎晦澀的論述風格，必須讀懂其西式語法的行文習慣，我們才能看清其文字背後的隱喻。換言之，我們沿著日本語原本具有的特性（語義的模糊性）來解釋，似乎可以找到與之響應的觀點。

大江健三郎的前輩谷崎潤一郎（1886-1965），就是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谷崎寫過《陰翳礼讃》一書，宣揚日本幽玄清寂之美，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為自己奠定了隆重的地位。不過，這看似論據充分的美學論述，其中仍然存在著有趣的悖論。按照出版社編輯的說法，比起置身於幽暗的日式老宅，事實上他更喜歡住在光線明亮的洋房。而在日本語的模糊特質方面，他又主張應該這樣看待：

在日本語中，沒有必要藉由明顯陳述『我』是否感覺孤獨，抑或景色是否孤寂等來突顯主題。仔細分析來看，多愁善感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

也就是說，日本語言的特質之一，即是能夠透過其直接而不加分析的形式側面反映出人們的體驗。比起日本語，西方語言的句法結構則更需要明顯而完整地呈現主客體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預想，在英語中會有對主體與客體的完整敘述，而日本語中則更緊密描述人們的直接體驗。

只不過，當這個原初的文本，一旦翻譯成外國語言，它似乎就得面臨是否被充分理解的困難。因為認真的讀者可能有所堅持，他們期待作者如同馬克斯，韋伯那樣，把他們從置身於由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拉脫出來，提示他們根據對於意義的探求，而不是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協助他們回到在社會的實踐中來理解和定義文本。因此，從跨文化領域的意義來說，我們要感謝中文版的臺灣譯者，若沒有其清醒自信的翻譯，把文章譯得通達可讀，那麼我們自以為認識的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將形成某種程度的缺陷。

在此，必須指出，大江健三郎被歸類為左派作家，在意識型態和政治立場上，有傾向中國的情懷，仰慕魯迅的文人風骨，經常以魯迅的思想為典範，藉以批評日本天皇制以及戰後的政治體制，正因為如此，引起日本右派人士的不滿，數度遭到言語的暴力恐嚇。

的確，大江健三郎成名甚早，於青年時期即作為日本作家的成員前往中國訪問，於 1994 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地位達到了頂峰，之後受到中國讀書界的推崇，多數重要的作品皆有中譯本，我們很難在政治領域上，對大江健三郎賦予太多政治立場的期待。然而，我們也不必為此沮喪，與中國的譯本比較閱讀，臺灣的中譯版發揮著求真直言的精神，完整保留著大江健三郎的微言大義。

他在文章的結尾中，這樣聲援異見人士劉曉波：「相較之下，我雖然聽見來自大陸的批判之聲，但身為一個活到晚年，一再重讀魯迅文章的人，日後若有機會見到中文作家，我會告訴他我支持劉先生。並且，不需要『瞞人眼目』的修辭。」

從這段文字來看，大江健三郎的文字風格，並不全然是曖昧與含混的，在關鍵的時刻，在不容迴避的場合，他同樣會表達自己的立場，其俢辭即使帶有日本式的謙和，而使心急的讀者，一時沒察覺出來。基於這樣的修辭精神，我們似乎有理據做出判斷：

大江健三郎領取諾貝爾文學獎之時，以《我在曖昧的日本》為題致詞那樣，他既回應了同為諾獎得主的川端康成的演說《我在美麗的日本》，同時也為其思考日本政治體制的總和，做出屬於自己的定義。

從這視角來看，那是一種不受時代局限，甚至帶有人類學——深描（deep description）的意味，忠實於自我的定義，進而自我反省批判，繼之勇敢地揭開意義的面紗。

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日晷之南】揭開意義的面紗：大江健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