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張智程，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接近三分之一個世紀的平成時代，隨著明仁天皇的退位正式劃下句點，五月一日起日本正式進入以德仁天皇為國家元首、年號「令和」的新時代。回首平成三十年的歲月，日本這個國家對台灣來說最為「親近」的國家，事實上在「經濟」、「人口結構」、以及她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定位，都發生了極為根本的巨大變化，要預測令和會把日本帶往何處，就讓我們先來「總檢討」平成。
經濟
三十年前的 1989 年，當新元號「平成」發表時，正是日本社會全體沉浸在昭和末期以來的「泡沫經濟」所帶來的「熱狂的陶醉」的黃金年代。當時的日本經濟好到除了日經指數站上史上最高的 3 萬 8915 點之外，在全球股票市場中，世界股價最高企業排行榜上日本企業不但包辦了前五名，前五十大企業中日本企業更囊括了 32 個。平成的初始，正是「Japan as Number One」的口號在世界喊的最震耳欲聾的時刻，平成的日本商社號稱擁有買下全世界的實力，全球金融之都紐約曼哈頓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象徵性高樓建築一棟棟地落入日本企業之手。
然而當時誰也沒有想像到，八零年代後期全民用股票狂炒不動產累積的巨量不良債權所造成瞬間的「泡沫崩壞」，會讓日經指數在 1990 年短短一年內跌掉一半、到了一九九三年日經股市總市值更蒸發到剩下平成元年的四成，大型銀行及證券商宣告破產、不動產價格暴落、企業因為經營困難而開始大規模解僱勞工、轉而開啟僱用派遣勞工等勞動條件極為低劣的非典型勞工，又進一步弱化了消費與內需，使得日本自此步入所謂平成時代「失落的二十年」。
平成的另一個現象，是日本過去在全球叱吒風雲的大企業，在平成三十年間的全球網路化及數位化革命中幾乎全數敗北，松下、SONY、夏普乃至東芝，這些過往赫赫有名的世界級日本企業即便蓄積了雄厚的基礎研究實力，但因為欠缺因應產業環境的急速變化所欠缺的快速反應及彈性調整能力，仍然使得日本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在網路及數位化的時代中遭到韓國、台灣乃至中國的企業所取代。如今日本企業企圖重整旗鼓，期待在最新一輪的 AI 產業革命中勝出，讓日本重返世界經濟產業領導者的地位，令和時代的到來將迎來產業投資部署的關鍵時刻。
人口結構
在泡沫崩壞後經濟持續低迷的平成時代，日本的政策執行者不是沒有努力，歷屆政權都曾嘗試提出各種振興經濟的政策，連帶導致日本政府的債務在平成年間失控飆升，一路來到今日佔 GDP 比超過 237% 之水準，超越希臘與委內瑞拉成為今日世界上政府負債額最多的國家（註：即便如此，日本不同於希臘與委內瑞拉，國債主要持有者為日本銀行與日本國民而非外債，另外台灣政府債務去年佔 GDP 比為 35%，是世界第 143 位的優良寶寶）。
即便這個國家龐大的官僚和學術機構，在平成年間傾盡舉國之力找尋醫治經濟病灶的方針，但到頭來針對這個平成「日本病」的何以難以醫治結論，卻根本在於日本「人口結構」上出現不可逆的「少子高齡化」以及作為其結果的「人口減少」。在平成時代的三十年間，日本總人口從平成 10 年（1998 年）達到史上最多之後就開始下跌，過去二十年來已經巨幅減少了 200 萬人口，其中的 100 萬人口更是在平成最後的五年消失的。伴隨著人口減少的是高齡化，日本的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在平成年間一路飆升到今日的 26%，使日本成為今日全世界「最老」的國家。
人口減少與高齡化導致日本的勞動市場出現大量的真空，平成的最後幾年，日本開始出現企業沒有虧損卻因為人手不足而歇業倒閉的情形，而這個數字在短短幾年內迅速暴增，根據統計光去年全國就有超過 400 家中小企業因為雇不到人而倒閉。而依據最近一次人口統計結果所進行的推算，十年後的日本將再比今天少掉 700 萬人次的勞動力，使「人手不足」已經注定成為「令和」時代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關鍵字」。
在平成的最後幾年裡，日本的安倍政權實施了可說是當今全世界先進國家最為「激進」的移民政策，企圖在短期間內大量引入外國人進入日本勞動市場，填補因為人口減少以及高齡化而失速墜落的勞動人口，以減緩日本不可回復的經濟萎縮趨勢。不過短短數年之間，今天的日本從鄉村的農漁業到都市的服務業，來自中國、東南亞、南亞的跨國年輕勞動力已經全面接手填補日本本國勞工人手不足的空缺，但即便如此都還是無法挽救日本勞動市場的供給不足。走向令和時代的日本，島國日本極有可能正式向「單一民族」國家告別，而進入社會人口結構組成非常多元的多元文化社會時代。
然而種種的跡象都顯示，日本社會並沒有準備好適應人口結構在短期間內就從具有高度一致性與封閉性的單一民族國家，一舉轉向接納多元文化社會的到來，相對於因為移民問題而紛紛導致民粹崛起、社會支離破碎的歐美先進民主國家，平成年間僥倖單獨走向「安定化」社會的日本，看來勢必將在令和時代裡面臨不可避免的社會風暴。
日本在亞太區域以及國際社會的角色
二戰後的日本由「吉田主義」與「昭和憲法」所奠基的國家戰略方針中，非常例外地走上了一條史上從未有的大國發展模式，它們確立了日本所謂「重經濟、輕武裝」的發展路線，將國防任務透過締結《美日安保條約》而大半倚賴美國後而全力發展經濟，在半個世紀後的平成時代前後，成為了一個獨特的「經濟大國，外交中等國、而軍事小國」的國家。
當三十年前時序進入平成的前後、日本的經濟成長達到戰後「泡沫經濟」的高點，很難想像這個「世界經濟火車頭」竟然在區域秩序的維持和國際紛爭的解決上仍保持著極為消極的姿態。從昭和末期的兩伊戰爭，日本首度派出了「一位」軍事觀察員，一直到平成時代屢次引發國內極大的爭辯中，日本斷斷續續派遣自衛隊到紛爭地區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卻都草草收場。
然而環繞著日本周遭的地緣政治在平成時代的三十年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三十年來中國從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經歷改革開放急速搖身一變成為與美國並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與軍事強權之外，更在區域內展現了向外軍事擴張無比的野心。日本作為缺乏天然資源的島嶼國家，注定倚賴海上貿易交通路維持生存，但中國在東海、台灣海峽、南海積極佈武，企圖支配並突破第一島鍊與美國瓜分太平洋，乃至於透過一帶一路等巨大計畫在日本傳統深耕經營的亞太東協諸國插旗，都讓日本的國家安全開始面臨戰後的承平時代裡不曾有過的嚴峻挑戰。
被中國所徹底改變的亞太區域環境，加上過往最大盟友、霸權國家美國被川普所釋放的「美國第一主義」，都迫使日本這個夾在美中兩大強權中間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外交與國防總體方針上面臨著根本性變革的思辯：戰後七十多年間從來不曾修正過的憲法，在令和時代是否正式展開修憲工程或許只是第一步，根本的問題在於，日本在今後激烈變動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是否願意調整戰後延續至今的消極路線，開始發揮與自身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相當的「領導力」，為維護日本周邊亞太區域乃至世界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以及開放的貿易秩序承擔更多的責任，使日本成為國際社會裡真正的「好國好民」？將會是令和時代必須面對最關鍵的課題。
「令和」將把日本往哪去？
日本這個在明治維新後誕生的現代國家，在過去整整一百五十年的歲月中，經歷了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曾經歷的兩輪大起大落循環：從明治初期東亞區域海陸之交的農業「小國」，成為了擊敗所有歐美列強稱霸東亞並與歐美列強展開「大東亞戰爭」的「大國」，卻又在「昭和」初期迅速軍事擴張而導致全面潰敗過程中，國土與經濟產業遭到美軍大規模轟炸而化為一片廢墟後一切歸零。戰後的日本以被盟軍佔領的廢墟「小國」之姿重新出發，卻又以短短的三十年歲月在「昭和」與「平成」之交，得以成功地以其經濟實力再次撼動世界，成為劍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大國」。歷史上應該是不會再出現任何一個國家，得以在短短的一點五個世紀之間，經歷日本所經歷這般如此劇烈的兩次大起大落循環了。
而「平成」的日本，或許又是一個「大國」重新體驗了一次「下行」的三十年，只是這三十年的下行，卻是在「泡沫崩壞」後以悠長而隱晦的方式進行，多數的日本人感受的平成，是國力伴隨著經濟力一點一點的衰退，從而國民也一點一點地在泥淖中喪失自信，社會氛圍轉而趨於內向、保守與偏安。根據日本媒體的調查，日本國民對於「令和」的到來是滿懷期待的，人們期待「令和」是一個迎來轉機的時代，扭轉「平成」時代瀰漫的停滯感和挫折感，在儘管事事皆處境艱難的現實下重新振作！
「令和」與台灣
最後，身為台灣人又該如何看待迎來巨變的「令和」日本呢？事實上，日本在新時代所面臨的上述三個劇烈的轉變，全部皆會給台灣帶來包含正面與負面的巨大衝擊，台日關係從經濟產業上的連帶到地緣政治關係之緊密，對台灣而言無不牽一髮而動全身：
日本處理人口結構轉變的經驗與教訓，除了可以帶給今日出生率和高齡化皆更嚴重失速的台灣直接參考借鏡以外，日本全面開放勞動市場的政策，更已經為整個東亞區域的勞動力供給市場帶來全面的洗牌效應，有了勞動條件更好的日本加入成為競爭對手、加上東協經濟的快速成長，台灣可能在近期內就會開始面臨招募東協移工困難以及成本提高的困境，而日本企業全面進入台灣向年輕世代招手，更可能挖走一整批台灣優秀的青年勞動力。在人材力即國力的時代，面對區域間人材競逐，可沒有「台日友好」這件事！
而令和日本在經貿、外交和國防政策上的轉變，則直接牽動苦思抵抗中國因素的台灣是否可能與日本合作而在區域間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即便中國的重要性大到日本在處理台日關係上必須處處謹慎，但台灣是否得以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獨立國家而存在，卻也在中國劍指區域霸權的地緣格局中迅速提升為日本的核心利益之一。在美國退出後日本獨自展現領導決心而成立的 CPTPP，是亞太區域內為了抗衡中國勢力而誕生的產物，即便台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日本事實上也仍持續保持著關於台灣加入 CPTPP 可能性的正面態度。而當介於日本本州與台灣之間的「西南諸島」，以及環繞於台灣之間的東海、台灣海峽以及南海，已經成為今天日本國防部署上重點中的重點，台日之間展開更深層次的「安保合作」，就必然有望會被排進令和時代的台日關係議程中。
平成的最後幾年，台灣人赴日旅行的年度人次屢破歷史紀錄，2018 年來到單年度475萬人次之譜，等於去年每五個台灣人中至少有一個去過日本。而日本遊台人次成長也是如此之外，台灣旅行熱更讓日本內部迎來台式「珍珠奶茶」展店的熱潮，不過短短一年之間，如今東京大街小巷台式珍奶手搖飲料店林立，每間都大排長龍，使得日本媒體戲稱日本迎來的不是「令和元年」而是「珍奶元年」。
但終究「令和」時代的到來是否可以把台日關係帶往另一個紀元？仍然有賴彼此間的相互理解突破表層進一步深化才行，台日兩國是時候必須誕生更多「知己知彼」的新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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