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何明修，原文標題：解構「韓流」－台灣民粹主義浪潮主因不是「文化反挫」，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在今年二月，兩位政治文化的研究大師，哈佛大學的 Pippa Norris 與密西根大學的 Ronald Inglehart 出版了一本《文化反挫：川普、英國脫歐與威權民粹主義》（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此書回顧了席捲西方民主國家的民粹主義風潮，以及其帶來危害。
由於兩位作者是頗受敬重的政治學者，這本書肯定會引發諸多的討論與回響，成為剖析當代社會病態的經典文獻。這本書試圖從美國川普當選、英國脫歐、歐陸各種極右排外政黨之興起，尋找共同的根源，他們強調這是一股對於多元文化與全球化的反彈，主要是基於保守而甚至是威權的價值。經濟不滿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主要仍是來自於舊觀念的反撲。
根據 Norris 與 Inglehart 的定義，民粹主義是一種論述與修辭，以人民之名反對政治建制或菁英。歷史上的民粹主義可左可右，有些是進步、有些是保守，因為其本身是空洞的話語，可以承載各種的價值。威權主義則是具有實質的意涵，因為否定對於西方社會七零年代以降的文化轉向，強調經濟生存（因此不是自我實現）、接受傳統規範（因此不是自我表達）、順從政治與群體權威（因此不是個人自由）之主張。
威權民粹主義之所以浮現，這是因為西方社會面臨了轉型的關鍵時期，舊的看法仍沒有退去，而新的觀念還沒有取得穩固地位，這使得各種各樣的政治煽動家得以用一些看似空洞、但是卻又意有所指的口號，例如川普的「讓美國再度偉大」、脫歐人士的「讓英國獨立」、歐陸極右派的「保護基督教文明」獲得廣泛接納。
講白了，「讓美國再度偉大」就是一股強大的情緒性訴求，讓保守派選民自動歸位，重新想像一個沒有追求族群平等的民權運動、沒有婦女與性少數的平權運動、美國製造業仍是世界工廠的「黃金年代」。美國在 2008 年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2015 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2016 年又出現主要政黨提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這樣迅速變遷使得抱持舊時代觀念的選民無所適從，成為威權民粹主義者的基本支持群眾。
Norris 與 Inglehart 也考察經濟不滿之假設。的確，川普的勝選關鍵之一是來自於鐵銹帶的中西部各州（威斯康辛、密西根、賓州西部），當地重工業長期衰敗，引發白人勞工階級的倒戈。這個道理就如同英國脫歐主力是來自於去工業化的英格蘭北部、德國極右翼在前東德國各邦的勝利之一樣。不過，Norris 與 Inglehart 認為經濟因素只是次要的，並不能全面解釋威權民粹主義的浪潮。首先，經濟解釋比不上出生世代，越是年輕的選民，越是能夠接一個多元文化與後物質主義（自我實現比經濟溫飽更重要）的社會。
只不過，年輕公民的投票率向來比年長者更低，這使得他們的反威權想法無法發揮作用。其次，西方國家排斥移民，主要原因是於他們膚色不同、講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而不是因為他們取代了本土勞動者，造成失業問題。
文化反挫的命題能否解釋台灣的民粹潮流，是否韓國瑜的風潮也是源自同樣的趨勢？表面上看來，的確有相當高的神似性。韓國瑜沒有「高級外省人」的出身背景，他宣稱自己是「賣菜郎」、「鄉巴佬」、「跟著月亮走的禿子」明顯是要討好草根群眾。他咒罵三任台大法律系總統「搞殘台灣經濟」，因為他沒有其他國民黨領導者的顯赫學歷；這個道理就如同他大聲斥責「權貴密室」，對於馬英九的各種批評，也很難不讓人想到在馬英九執政八年，韓國瑜始終沒有獲得任用。「發大財」、「貨出去」的俗又有力的講法，也是針對最基本的經濟溫飽，而不是層次更高的非物質性價值。
去年十一月的選舉也通過反同性婚姻、擁核的公投提案。包括韓國瑜在內的泛藍政治人物，一直在吹捧一個不曾存在的「黃金年代」，彷彿台灣仍是「亞洲四小龍之首」（事實上戰後台灣的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從來沒有高於新加坡與香港）。這種明顯錯誤講法看似也顯示，背離事實、偽造歷史並不是重點，關鍵在於號召一個舊時代的想像。台灣的實際經濟表現是一回事，至少那是一個沒有台獨、沒有反核運動、沒有同志婚姻、大家都相信黑手變頭家道理的「美好年代」。
這似乎顯示文化反挫的理論能夠適用於台灣，但是進一步來看，情況並非如此。基本上，文化反拙的講法是針對西方的年長男性白人基督教徒，他們每一項過去被為理所當然的特權開始面臨質疑，但是卻又沒有喪失選舉遊戲之優勢，因此才激發這樣巨大的反彈。然而，在台灣，過往依靠黨國恩給的「高級外省人」與資深軍公教人員，畢竟只是少數人口。
就算這些黨國體制的協力者再怎麼樣因為年金改革、轉型正義而心生怨恨，也不可能撼動主流民意。雖然台灣人民自詡對於外國人很熱情，但是對於東南亞移工卻是採取歧視與排斥的態度，要不然，韓國瑜怎麼會認為「瑪麗亞」不能當台灣人的英語老師。儘管如此，台灣沒有經歷急遽而大規模的移民，或是基於宗教信仰的恐怖攻擊，也從無激發的排外心態。
相對於此，我認為台灣的民粹浪潮並不只有單一的結構性根源，而是來自於一些情境性因素之偶然性組合。
首先，早在 2016 年民進黨執政之前，先前大大小小的抗議運動已經召喚出「人民」，用來對抗體制內的菁英。太陽花運動提出這樣的強而有力的訴求：「人民就是這個國家的總指揮，而現在我們要指揮的對象，就是一個已經脫序的政府，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同樣地，每當有無差別殺人事件、性侵犯再度犯案、或是某件被渲染的虐童案，受指責的對象往往是司法體系（所謂的「恐龍法官」），這彷彿正當化了私刑正義的舉動。
其次，蔡英文的執政風格也受到其國際貿易談判的專家背景所深刻影響，其特徵在於重視程序與步驟，不情願太早亮底牌，相信對立是可以透過對話來化解。在談判桌上，沈著冷靜與對於細節的耐心是重要的資產；不過，人民所期待的國家元首是要有能力做決斷，採取明確立場並且要積極帶領民意的走向。蔡英文採用國是會議的方式來推動年金改革與司法改革，但結果前者沒有形塑共識，反而使得反對者獲得了借題發揮的舞台，而後者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成效。
此外，民進黨政府似乎偏好技術官僚式的語言，甚至假定一般民眾有能力與耐心去理解其意涵。到底有多少人知道「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與「5+2 產業創新升級」的實際內容？為什麼這些攸關人民福祉的議題不能用白話文來表述？尤其當這些響亮而大義凜然的口號沒有帶來日常生活層次的提升，民眾甚至會感受到不耐煩與厭倦，其政治對手就容易採取民粹主義的話語，因為民進黨政府給人的印象就是脫離民眾，無能回應實際需求。
第三，韓流現象也可以視為網路深藍民意的遲滯性爆發。iPhone 在 2007 年問市，臉書的中文平台也是在 2008 年才出現，正好遇到馬英九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間，各種反政府的社會抗議積極運各種不斷推陳出新的通訊平台，也因此創造出相當厚實的「同溫層」，只不過這些數位聯繫是串連起反馬、反國民黨的輿論勢力。
一直到民進黨在 2016 年上台，深藍民意才有機會透過反年改、反軍改、擁核、挺管中閔等事件進行網路串連。韓國瑜受惠於深藍群眾的網路集結，他的機智與伶俐口才很快地使得這群勢力找到共同的認同。就如同火山、地震或是經濟衰退，遲滯性爆發通常是較為猛烈，這也解釋了「韓粉們」的激情。
台灣的民粹主義浪潮並不是來自於某種保守價值的反撲，而是先前抗議運動的訴求、民進黨執政風格、深藍民意遲滯性爆發的意外綜合結果。目前沒有人會知道，韓國瑜是否可以透過這股民粹主義浪潮，一舉攻下總統大位。但是如果上述的看法是正確的，台灣的民粹政治很快會有退潮的一天，因為缺乏穩定而數量可觀的支持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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