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專欄》好好的教授不做，跑去什麼促轉會？

「啊你是頭殼壞去喔，好好的教授不做，跑去那個什麼促轉會？」

「自己選的路，自己好好走，那些不好聽的話，不要去聽它，身段要軟，但骨頭要硬。」

這是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的母親，董芳蘭，小學只唸到三年級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女兒兼受難者媳婦，無比睿智的一番話，顯示她對女兒去挑戰艱困歷史難題的憂慮，以及支持。

東吳大學邀請代理主委楊翠，以近身的家族史故事，分享轉型正義的意義。

從 2017 年開始，東吳大學一群學生積極針對校園內的銅像提出處理建議。在今年，校方召開公聽會討論銅像去留。在黃爾璇案件中，東吳大學政治系的學生們，更是積極想了解當年黃爾璇被解聘的真相。轉型正義在校內雖已有一定程度的討論，但學生依然想要了解更多戒嚴時期的歷史。

學生們在校內舉辦「故事月」，從認識當事人故事開始，進行校內的社會議題討論。其中一場，學生會邀請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以「一個台灣家族的故事：轉型正義與家族史」為講題，希望能更了解從當事者家屬的角度，看見當年白色恐怖如何影響每個家庭，乃至社會。

楊翠是政治受難者第三代，祖父是差點因二二八事件被槍決的台灣文學家楊逵，外祖父則是高雄工委會案中被判十年的董登源，兩人是「綠島大學同學」。那時董登源擔心，沒有人願意娶政治犯的女兒，便趁楊逵的兒子楊建來面會，拿一封信，以獄中書信審查曠日廢時為由，請他在高雄上岸時，去尋找他的女兒，轉交信件。

信中大意是，送信來這個年輕人，他爸爸跟我一樣被關在綠島，你們不會互相嫌棄，可以交往。

於是，楊建和董芳蘭認識了，交往了，結婚了。

於是，長女楊翠做為「白色恐怖受精卵」，誕生了，長大了。

楊逵出獄後，生活相當困頓，一家人甚至住過廢棄豬舍，卻從不曾放棄理想。楊翠一直覺得，有這樣的祖父，是如此幸福。楊逵從不被逆境壓倒，有時會調侃自己：我領過世界上最高昂的稿費，一篇六百多字《和平宣言》，就換來免費十二年牢飯。在東海花園與祖父共同度過的二十年歲月，是楊翠生命中最想念的時光。

即便「祖父楊逵」是楊翠最珍惜的回憶，然而，從家族史的角度，楊翠則說，對父親、伯父這些受難者第二代來說，「父親楊逵」卻未必是祝福。

在楊逵坐牢期間，兩個兒子為了負擔家計，休學做工，經歷一般人家無法想像的艱困童年。

但比貧窮更使人苦楚的是，楊家第二代終身自責，未能繼承楊逵志向，「好好從事文化事業」。

大伯父楊資崩在懊悔中，幾乎放棄自己，死於酒精中毒，而父親楊建則對於自己「沒有傳承文學衣缽」始終耿耿於懷。身為受難者董登源第二代的母親亦然，六十歲後，母親飽受精神虛弱與幻聽的困擾，總是覺得陌生人想要闖入家中。

這幻覺恐怕是源自於孩童時代，父親被特務闖入帶走的深層恐懼。那個失去父親的瞬間畫面，住進身體，揮之不去。

分享完自身的家族故事，楊翠提問：「那麼，我們要不要徹底忘記這些事情？」不可否認，今日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種聲音，認為「轉型正義」只是在操縱「仇恨」，我們應該「向前看」、「過去的就讓它過去」。

但是這種實質上是「遺忘」的「寬恕仇恨」論調，真的能讓創痛就此平息嗎？

楊翠感嘆，台灣的民主化之路是體制內改革的「寧靜革命」，卻使我們誤以為民主太容易，也讓我們忘記在威權統治下，普通人民付出了多少代價。正如楊翠家族歷史所顯示的，隨著政治案件當事人與他們家屬年事越高、逐漸凋零，那些還未被社會大眾承認、正視的種種傷口，最終仍然纏祟於記憶深處，從未被真正治癒。

在演講最後，楊翠也提醒東吳大學的學生們，威權時代同樣也在大學校園中留下必須面對的傷口。以東吳大學為例，城中校區有部分正是當年「保密局南所」關押、刑求政治犯的遺址；而上個月東吳大學政治系重新回顧的「黃爾璇解聘案」，則是當年威權體制監控大學校園、箝制思想自由、打壓異議分子的具體事例。

每個家庭、每個學校，都有歷史的痕跡，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轉型正義的工作，正是在提醒我們，面對、承認歷史錯誤、述說自己故事的重要性。

我們的社會需要共同見證、共同承認受難者的經驗與記憶，解釋過往，安置現在，然後，我們才能想像共同的未來。

原文出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芋傳媒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