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自經區能發大財？韓市長不得不面對的「自經區」真相

本文作者為蔡宏政，原文標題：「自由貿易」是「發大財」的通關密語？－韓市長不得不面對的「自經區」真相，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最近「自經區」的議題延燒，除了開囈語般的「發大財」喧鬧之外，比較嚴肅的論據大抵圍繞著基本的自由市場概念，也就是國家法規要「鬆綁」，才能促進商品、資本與人才的跨國自由流動（全球化！），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台灣的「比較利益」，達到最大的經濟成長率。但由於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在中國的阻擾之下，台灣一直被排除在外，因此台灣的經濟繫於取得中國在政治的滿意，也就是政治上要完全屈從於中國的要求，台灣才有經濟的活路。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宣稱「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的人可以毫無顧忌地進入香港中聯辦，還宣稱在替台灣找「發大財」的出路。因此，「自經區」這個構想是由一組虛擬的自由經濟概念，進展到台灣國家政策領導的解除，最後達到符應中國「用商業做統戰」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自由化經常不會促進經濟成長

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高速經濟成長是出現於 1945─1973 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時期。當時開發中國家年平均成長率為 3%，西歐國家達到 4.1%，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平均在 7-8%，連美國這麼大的經濟體都可以有 2.5%。後來在 1980─2010 年這段全球經濟自由化最徹底的階段，經濟成長率也不過是1.8%。布列頓森林體系的成功不是由於經濟自由化的結果，恰恰相反，它強調個別國家的發展目標高於全球經濟自由化。

全球經濟自由化整合的程度必須在不違反個別國家的發展需求之下才能達成，因此牽涉到國內社會與自然環境最深的農業與服務貿易都不在自由貿易協商之內。即使是製造業也有許多配額限定（多邊纖維協定、自願出口限制）來保護國內產業與勞工不受衝擊。

布列頓森林體系不是憑空創造的制度。事實上，正是因為 1870 年代到 1914 年的全球貿易自由失敗，以及之後兩次世界大戰中，國家強力動員人力物力進行生死保衛戰，因此證明了國家干預是可以跟經濟成長並行不悖，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混合式經濟與福利國家興起，才奠定了國家的發展目標高於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制度基礎。

台灣的經驗也說明了鬆綁與自由經濟其實不是經濟成長的靈丹妙藥。台灣在 1991 通過《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化條例》，大幅鬆綁，將先前由國家壟斷的上游重工業、金融、電信、交通產業開放給私人資本投資，台灣資本也開始對外大幅投資。但是以 1990 年代為分界，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呈現一個清楚的趨勢，之前得的成長率都在 5%以上，2000 年之後對外貿易（貨出去）比例雖然創新高，但 6%則幾乎構成了之後的成長率天花板。更重要的是，隨著自由化的展開，台灣 Gini 指數一路上升，在 2000 年之後一直維持在最高點。換言之，經濟自由化之後不但成長下降，而且成長果實的分配越來越不利於大多數人民。基層民眾的所得沒有增加，反而必須承受經濟成長後的相對剝削，這種不滿的長期累積恐怕才是韓國瑜僅憑空洞口號就能鼓動人心的主要動力所在。

自由貿易的另一面是國家的產業與分配政策

商品要進行流通交易，必須克服阻礙交易的各種阻力，稱之為交易成本。所以自由貿易不是先天存在的，它的成立與有效運作依賴於一套支持市場運作的制度做為先決條件。經濟自由主義提倡者相信，通過自由市場機制可以創造最大多數的效益，但絕大多數的國家關心的是本國在這些效益中是否取得比競爭國更大的利益，這叫經濟民族主義。因此，全球自由經濟實際上是一個殺戮戰場，具有技術與資本優勢的核心國家要求邊陲國家開放，以便進行市場佔領與資本積累。後進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則盡可能通過產業政策，保護「幼稚產業」免受強敵侵略，只有等到產業技術成熟之後，才開放到自由市場，其目的在盡可能促進本國產業由勞力密集進步到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階段，完成追趕發展（catching-up development）。

所以比較利益不是天生的，它可以而且需要被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自由貿易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國家的產業政策，以及國內的分配政策（犧牲哪些資源來成就哪些產業）。在國境之內，政府必須建立制度以減低交易成本，創造最大效益，因為所有人民屬於同一個國家，受益於同一個司法管轄系統所提供的公共財保護。但在國與國之間，政府卻必須提高交易成本以保護本國產業，創造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的比較利益。特別是在具有高風險性的國際貿易佔該國 GDP 比例越高的國家如台灣，就越應該如此。

自由貿易的弔詭：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崛起

中國崛起是一個利用自由貿易，把經濟民族主義推至極限，最後推毀自由貿易核心價值的弔詭發展。1992 年鄧小平南巡確立對外開放之後，中國的國外直接投資、GDP 總量與人均 GDP、外匯儲備都呈現起飛式增長。國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就業、技術管理與出口市場都是計畫經濟時期完全欠缺的條件。但同樣的外資與加入世界貿易分工，在拉美國家是一個被剝削的債務陷阱的悲慘故事，在中國則成就了第二大經濟體。主要的差別在於中國政府以兩個政策充分地利用了這個世界經濟提供的機會，造就了 2000 年之後 GDP 兩位數的增長速度。

第一個是 1994 年的分稅制，它讓中央財權上收，有能力進行國家發展的統籌分配，特別是挹注虧損國營企業，讓中國經濟在沒有根本性地更動國有部門下，允許私有經濟的成長，逐漸取代國營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動力。分稅制也導致地方政府必須自行尋覓財源，造成各地方政府全力招商，形成所謂的「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也由於地方政府把自己當成公司來經營，政府最重要的公共職能如教育、醫療、養老也就在這種發展是硬道理中被推遲，甚至於犧牲了。

第二個政策是 1997 年的捉大放小。中央放任 11 萬 7 千多家地方國營企業給地方政府（改造、民營化或關閉），而把最大的央企改造成由國家緊密掌握的企業集團。這群「共和國的長子們」經歷了幾次人行與財政部的壞帳剝離後，在高盛（Goldman Sachs）與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金融技術包裝下，以嶄新的面貌在紐約與香港證券所上市，成為《財富》五百大企業的新星，成為一個個克服山頭林立的工業部門，真正壟斷全國市場的國家冠軍隊。

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嫁接上香港與台灣來的製造業資本，延續並改造原先東亞雁行發展秩序。以美國為最終市場，通過國家補貼，吸收與山寨外國技術，繁衍出紅色供應鏈。2008 年的次貸金融危機使得美國與歐盟作為外部需求的動力大大減弱，中國內需佔 GDP 比例卻從經濟自由化之前的六成多下降到如今的 34%左右。為了維持足夠的成長率，黨國機器利用壟斷的國有銀行與財政稅收，不斷融資國家冠軍隊的壞帳，進行「鐵公雞」基礎建設，維持就業率、稅收與 GDP 成長，並因此吸引外資繼續投資這個彷彿永遠不敗的中國奇蹟。

因此，2008 年之後中國的發展模式其實就是債務驅動成長（debt-driven development），表現在各種金融槓桿指標的升高，以及債務對 GDP 比率的上升（從 220%到 300%的計算都有）。壟斷的國有銀行、國家冠軍隊加上西方金融技巧不僅讓私營部門與世界經濟共同支撐了黨國菁英驚人的財富，私營部門與外資拉動的經濟成長也由此被收攏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中國共產黨手中。

對內而言，讓黨中央可以用市場經濟，而非毛式政治動員的方式有效地控制了中國社會，重塑權力正當性。對外而言，讓中國敢於展開一帶一路，創造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資本循環，以及輸出債務，以幫助在地國建立基礎建設的方式讓第三世界國家一起來分攤中國的債務風險。體內與體外的資本循環首先共同支撐黨國機器與國家冠軍隊對外併購原物料公司；其次，利用經濟力量轉換成銳實力，對外「說好中國故事」，對各國進行「無聲的入侵」；最後更直接支持了一個擴張主義的軍力建設。中國崛起因此是一個以利用自由貿易體制，培養侵略性經濟民族主義，最後用「中國標準」來取代全球自由經濟體制的歷史辯證。

自經區：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中國的侵略性經濟民族主義如今終於引發美國的反制，美國試圖通過關稅懲罰重組全球供應鏈，逆轉中國外需成長，並加重金融槓桿的負擔。美中貿易戰其實是一場以美國為首，全面圍堵中國的霸權之戰。台灣作為中國擴張主義的風尖浪口，也是美國聯盟的重要成員，這就是美國近日來不斷加碼台灣的結構性原因。但在擁有一個前所未有的國際情勢支持下，台灣卻因為過去中國因素的滲透而集結了一群傾中的保守力量，一再地試圖通過短期個別的經濟誘因來切割台灣社會的共同體認同，並進而交換台灣讓渡其主權，自經區就是另一波最新的集結。

在韓國瑜喊出一個空洞的自經區口號之後，國民黨團所提出的其實就是馬英九時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草案，除了原先模仿香港，將台灣作為中國資本與商品進出窗口的模式外，現在的自經區草案甚至於變本加厲地，盜用自由貿易之名，放棄一切管制（關稅、租稅減免、人員居留無限延期），引入中國的貨物、人員與資本，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經濟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過去台灣就曾經因為鋼鐵製品的原料來自中國而被美國施加懲罰性關稅，現在美國加強對中國關稅懲罰的大戰前夕，卻還要通過自經區在深度與廣度上進一步地將台灣併入中國領域，這既違反了自由貿易的精神，喪失了台灣自主的產業政策，也讓台灣的共同體認同在虛幻的流金夢境中窒息而亡。自經區果真通過，將是台人集體自經之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