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5 月 21 日，香港「文匯報」社論破天荒開天窗，只印上「痛心疾首」 4 個字。為抗議北京當局前一天宣布戒嚴，這家與中共關係親近的左派報紙公然「叛變」。
「六四」清場後，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被解僱，近 20 名員工則辭職明志。當時的副總編輯程翔，正是其中一員。
對程翔而言，加入文匯報既是偶然，卻也是必然。與一般認知不同，程翔的成長過程中並未受到太多左派薰陶，他反而認為影響自己一輩子的人是梁啟超。
程翔說：「梁啟超曾經說過，『國家要強大，國民必須要愛國』。」
1970 年，當時在香港大學讀書的程翔，被保釣運動激起愛國心。隔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訪中，讓他隱隱感受到國際情勢正發生根本性扭轉，中國逐漸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樸素的愛國心，讓程翔熱切地想多了解這個國家。大學畢業後先當了老師，但受到梁啟超「辦報救國」的影響，他始終對啟迪民智的報業深感興趣。
一次偶然的機會，朋友介紹他到「文匯報」客串，幫忙處理當年亞運的外電。「當時中國還沒開放，香港人是很難了解中國的」，程翔說：「如果想了解中國，最好的渠道就是加入左派機構。」於是客串變主演，他一頭栽入了新聞工作。
文匯報果真提供他了解中國的機會。 1981 年，程翔成為該報駐北京站主任，也是第一位獲准駐京的香港記者，這一待就是 7 年。 1989 年重返北京時，他已經是文匯報副總編輯。
當年重返北京，程翔原先是為了採訪台灣財政部長郭婉容參加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但隨著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立刻成為媒體的新焦點。
回想當年景象，程翔仍對廣場上和平理性的示威印象深刻，但當時也有種預感，這場運動將以悲劇收場。畢竟曾在北京駐點 7 年，程翔看到改革開放雖然頗有成果，但也衝擊中共的一黨專政和計劃經濟，因此改革的力量每往前一步，保守極左的勢力便強力反撲。
程翔指出，一黨專政的邏輯，是容不下非體制內的聲音，哪怕是再卑微的訴求都好；因此他認為，鎮壓是必然的結果
六四清場的前一天，不斷被報社催促的程翔回到香港，也躲掉一場劫難。但清場過後，另一場整肅也襲向了「文匯報」。
對於「痛心疾首」的 4 字社論，程翔多年來都強調那是集體決定的結果。他說：「回去看當年香港左、中、右派的報紙評論，各派都主張妥善解決，不要軍事鎮壓，香港左派在這件事情上，也沒有和社會脫節。」
但鄧小平 6 月 9 日接見戒嚴部隊後，立場出現轉變，在鄧的一錘定音下，香港左派紛紛歸隊。
程翔說，鄧小平的動作形同宣示清場是自己的決定，而香港左派便失去人性基本的良知和判斷是非，以及對錯誤「說不」的能力。
他感慨地說：「我覺得這是人治社會最可怕的地方，一個領導人把他的權威拿出來做錯事時，全社會都不敢反對，還要轉變自己的態度，來接受這個政治現實。」
六四是否衝擊了原有的家國情懷？程翔說，梁啟超給他的另一個影響，是讓他知道，朝廷和國家是不同的，放在當下，也就是黨不等於國家。因此他認為，「正朝廷，乃所以愛國也」，越是重視國家，越有責任站出來指出執政者的弊病。
離開文匯報後，程翔先是與老同事們創辦「當代」雜誌，其後又擔任新加坡「海峽時報」的首席中國特派員，持續以如椽之筆針砭時事。
然而也正是這份家國情懷，讓程翔遭遇了牢獄之災。 2005 年 8 月，他被中國官方以間諜罪逮捕。對此，程翔認為，自己一年前撰文批評「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的簽訂是出賣國家利益，中國政府為此做出報復。
程翔說， 2005 年為了將宗鳳鳴所寫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書稿帶回香港出版而北上，但一入境大陸就被拘禁。為了自清，他託秘書從香港把自己的筆電帶來，沒想到裡面幾篇文章，卻被拿來當成從事情報工作的罪證。
「那裡面就是我對局勢的分析，哪是什麼機密？」程翔至今仍憤憤不平地說。法院則對外表示，程翔自行交出筆電，交代犯罪事實，判決他有期徒刑 5 年。
歷經千日禁錮，程翔提前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獲釋。回首這段過往，他說自己唯一的改變，是答應高齡的母親不再踏足中國；除此之外，自己的愛國心和以筆報國的初衷，都未曾動搖過。
談到近年許多香港學生會、年輕政治團體紛紛杯葛維園的六四紀念晚會，程翔並不同意此種作法。他說，香港和中國是分隔不開的，就算香港不管中國，中國還是會不斷影響香港；回歸以來，北京不斷限縮香港的政治空間就是證據。
因此，程翔認為，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香港是無法獨善其身的。他引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句：「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遺忘與記憶的鬥爭。」
他說：「我們老百姓沒刀沒槍，怎麼跟極權抗衡？保留我們的歷史記憶，就是對抗一黨專政政權的利器。」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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