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卜大中，原文標題：六四慘案時，國際反應是如何？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1989 年六四慘案爆發後全世界都在看美國如何反應，作為其他國家反應的參考。
本來，多數歐美國家都認為以美國對人權的重視，可能會採取強硬的政策譴責中國的殘暴，不料老布希總統的態度卻出奇地溫和。據中國記者李文隆的報導：法國歷史學家、冷戰與國際關係研究者皮埃爾─格羅塞（Pierre Grosser），講述了當時外界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以及原蘇聯大部分成員國選擇不流血過渡的原因，他認為美國總統老布希當時對北京的誤判也有關係。
皮埃爾表示，他並不認為天安門事件是蘇聯解體的導火索，但天安門事件的出現使得蘇聯解體採取了和平方式進行自身體制的改變。
1989 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中共政府採取了武力鎮壓方式對待以學生為主的民主運動。英國密檔披露，時任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Alan Donald）認為「六四」致約 2,700 至 3,400 人死亡，但一名中共國務院官員提供的信息估計平民死亡人數最少為 1 萬人。
皮埃爾說，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畫面衝擊了每個人的大腦，每個國家後來都參照天安門事件，找到了各自的處理方式，不過皮埃爾表示，現在美國傳統思維當中的希望中國走美國模式的想法現在確實消失了。但是 1989 年人們還是對此抱有希望的。
譬如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希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非常溫和，老布希認為應該讓中國按照自身節奏來逐步開放。他認為隨著時間，中國會自然更開放，有強大的中產階級，經濟繁榮自然會走向民主。他當時不希望向中國施加過強制裁，但來自美國國會和非政府組織的壓力非常大。
人們常批評老布希太柔和，沒有努力吹改革之風，但皮埃爾表示，這正是老布希的策略：「其實他的文件裡一直有標記著天安門三個字，當他訪問波蘭、匈牙利等國時，他一直勸說這些國家要溫和前進，避免流血。」
皮埃爾列舉了天安門鎮壓發生之後，各國的不同反應：匈牙利等已經大改政治制度的國家，和韓國和臺灣走得很近，並與發生鎮壓的國家分道揚鑣。
波蘭還算溫和，學生運動被封口，雖然沒被鎮壓，但也被阻止對共產黨做更激烈批判。
國際間的溫和反應並沒有達到讓中國和平演變的目的，反而對社會控制更加嚴厲殘暴，直到習近平修憲使自己成為終身職之後，西方國家才死了中國演變成民主國家的這條心。
不但美國主流社會難以相信中共會在眾目睽睽下以機槍坦克殺害廣場上的人群，華人社群更是反應激烈。當時即使對中共抱持期待與支持的親共華僑社團，也都群情激憤傷透了心，紛紛走上街頭向中共表達抗議，而且激動落淚。
華人社區的捐款也相當熱絡，主要是希望能把錢捐給受傷及死亡者的家人，正如星雲大師所言的「救死扶傷」。由於中國拒絕外來的六四捐款，許多錢轉給了由中國逃到歐美的民運人士，但有些捐款仍下落不明。
因六四而逃到美國的菁英人士很多，他們剛來時經常舉辦或參加相關的座談會，無不大聲譴責中共政權。那時華人媒體一面倒地反共，只有少數媒體消極無聲，親共媒體也偃旗息鼓，躲避鋒頭。一向吹捧中共的《中報》刊登文章為六四辯護，竟遭反共人士在報社門口焚燒中報，並怒罵報社老闆傅朝樞。傅多年來收取來自北京的津貼，但他都否認，香港新華社前社長、地下總督許家屯公開說光經過他的手由楊尚昆交給傅朝樞的經費就有 300 萬美金。六四風波打擊了傅和中報，傅宣佈關報，並向北京喊冤稱因為他為中共辯護才被迫關報。
美國駐華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啟動「黃雀計畫」（可參閱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的回憶錄），透過祕密管道救出很多民運份子，像是蘇曉康、柴林、封從德、王軍濤等，他們來到美國東西兩岸，就學或就業，多數拿到政治庇護的居留身分。另外就是避秦來美的高幹，像是許家屯、千家駒、金堯如、劉賓雁、阮銘、嚴家祺、蘇紹智及戈楊，以及正在美國考察，六四後發言責備中共以致遭禁止回國的人，如西安電影廠的廠長吳天明等。這群人的出現美國，使在政界、學界、智庫、文化界、宗教界的美國人增加了許多對中國及中共的了解。
同樣的，也使這批中國菁英增加對美國的了解。不過由於他們深受中共特質的內化，不久就為了利益、權位和意氣之爭分裂互鬥。加以中國國安部門對民運團體的滲透挑撥，見縫插針、遇洞灌水，民運遂分崩離析，慘不忍賭，傷了不少當時熱情幫助他們的人的心。
六四慘案後，流亡洛杉磯的民運人士創辦了《新聞自由導報》，民運人士權華成立起一個理事會，請劉賓雁擔任主席。不久導報由於資金短缺，把工作人員由 5 人裁成 2 人，總編輯程凱無法工作，憤而辭職，於是內槓不絕。當時陸鏗是導報的顧問，眼看導報會議紛爭難斷，陸鏗在內部會議上大聲斥責導報的內鬥，竟致老淚縱橫說：「我太傷心了，民運如此艱難還要搞內鬥，實在令親者痛，仇者快！」說完又流起淚來。
那時各類民運組織很多，誰都不想被誰管，各立山頭，關門內鬥，主要是想取得捐款，但量小氣淺，大多不歡而散。美方及華人的捐款人十分失望，慢慢都抽回了手，捐款人也常捲入民運的是非恩怨，因此避之唯恐不及。有些民運人士的言行粗鄙，吃相難看，應了那句孔夫子的話：「君子固窮，小人窮斯爛矣」。
另外，中國國內大學生被蒙蔽的多慘可舉一例為證。去年美國某大學中國同學會舉辦六四 29 週年紀念座談會，席間有位中國來的新生受不了，站起來大聲痛罵：「你們就見不得中國好嗎？為什麼捏造這樣的故事？」說完痛哭失聲。其他同學安慰他，給他看影片和相關資訊，該生看完震驚不已，臉色蒼白，神情痛苦。
六四慘案已經過了 30 年，在中共全力社會控制（維穩）下，現在的中國青年一代已經「不知六四，遑論文革」，中共暫時取得遺忘對記憶鬥爭的勝利；但是國際上和歷史界並沒忘記，中國出來的留學生只要稍有理性和道德感的人，都會發現歷史的真相，那時就是中共統治正當性破產的一天。
和中國密切的東德是那種面對類似天安門事件更強硬的國家，它認為，類似天安門的事件不能在東德發生；若發生，會採取和中國政府一樣的措施。
不過隨著 1989 年 8 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籠罩歐洲44年之久的「鐵幕」；同年 9 月，1,300 多個東德人透過匈牙利進入到了西德境內。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在東德的許多城市相繼爆發。為了平息遊行，德國統一社會黨罷免了何內克（Erich Honecker）的黨總書記職務。同年 11 月 9 日，柏林牆倒塌。大量東德人通過柏林牆輕易進入了西德境內。在兩德統一的聲浪中，東德遂成為一個不再存在的國家。
事實上，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一樣誤判北京的，包括整個西方社會，英國誤判的表現，因為一批秘密檔案的解封，顯得更為具體。
據港媒披露，近年英國一批解封的文件顯示，當年倫敦錯誤判斷北京最高人事交替，包括錯誤估計趙紫陽在六四前可望大權在握，後來又錯誤認定趙下臺後，將由政治局另一常委喬石坐上總書記職位。而後來江澤民上位黨魁則被以意外形容。
1989 年 2 月《衛報》和《金融時報》相繼發文稱，根據中共高層消息，趙紫陽身處權鬥漩渦，時任總理李鵬和副總理姚依林希望鄧小平將他趕下中共總書記的職位。然而英國駐華大使館對這兩篇文章反應激烈，稱其「危言聳聽」、「膚淺」（alarmist and superficial），並向倫敦強調沒有任何新證據顯示趙紫陽身陷麻煩。
到了 3 月，即胡耀邦突然病逝前的一個月，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在一份電報中分析指出，趙紫陽 1987 年當選軍委副主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因為和趙的前者胡耀邦相比，胡最大的弱點是未能在軍委有職位，沒有獲得軍方支持。
4 月 13 日，即胡耀邦逝世前兩天，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Alan Donald）向倫敦發電報，稱自己傾向相信趙紫陽會一直做總書記，直到退任。他還判斷鄧小平會在接下來幾個月內正式退任軍委主席，而趙紫陽當選的機會很大。
但胡耀邦突然去世後，5 月 18 日，趙紫陽在溫家寳陪同下，探望廣場上的絕食學生，成為他一生人之中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在 5 月 24 日的一份文件中，援引知情人消息說，趙紫陽在中央政治局上以 4 比 1 的投票，被趕下臺。
六四屠城發生後，6 月 8 日，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又分析，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喬石，有機會接替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但事實證明，鄧小平挑選了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出任總書記，當時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歐義恩（Iain Orr）發電報指，江當選總書記，在上海是一個「意外」。
江澤民在關閉支持學生運動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中，備受指責。英國駐華大使館一名外交官在6月26日的電報中稱，江澤民當選中共總書記，對於傳媒來說是一個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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