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傳媒記者賴品瑀報導）14 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舉行台灣民主深化進行式系列講座「文學見證了什麼？」由促轉會代主委楊翠、劇場導演鴻鴻與小說家胡淑雯、朱宥勳對談，回顧在壓抑的威權年代，文學家奮力以無比的創造力，成為批判意識的狹窄出口。
促轉會近期接連推出「不是自己寫的日記」描述當年國民黨的校園威權，與「反白」從告密者視角呈現個人在威權體制下被迫成為參與的兩支影片。無獨有偶，講座中文學作品中的告密者也成為討論焦點之一。
「一個政治犯的生成，告密者這個角色至關重要。」胡淑雯介紹了李喬的作品「告密者」，從中描寫戒嚴人格、戒嚴人性。3874 是一個從小以告密為樂的人，因為他自身平庸無才華，外在條件也並不討喜，因此嫉妒人間的幸福，且旁觀別人莫名落入厄運正是他最有快感的一件事情。
當 3874 終於遇上一位心儀女子，眼看愛情將要救贖他時，他卻驚覺女子的思想是「有問題」的，因此他打算告密自己。李喬藉著這個故事，表現一個告密者的內在矛盾。
鴻鴻舉簡莉穎的劇作「服妖之鑑」，講述一個有異裝癖的男子，為了保全自己而成為一個告密者，然而最後東窗事發之時，他寧可接受遭誣指為一個共匪而受罰，也不願讓世人知道自己是一個性少數。迫害者轉換為被迫害者之間的過程，讓人玩味。
楊翠表示，文學中除了書寫被迫害者，告密者也是一個重要的題材。因為所有迫害的故事必定有各告密者的存在，曾受害者，總會想知道告密者到底在想些什麼。
「告密者並不在遙遠的他方」楊翠提醒，就是你生活周遭的人才能掌握你、才能幫你寫日記。因此書寫告密者，將讓人感覺這個威權體制更近身、更日常。對讀者而言，感受恐怕比描寫受迫害者的故事更為有感。
而告密者與被害者之間也並非總是二元對立，胡淑雯舉例，作家陳列出獄之後，有不少人向他坦承是告密者。其中他任教學校的校長表示，在陳列進入學校時，校長就遭要求要告密陳列，當時校長為了保護他，而只能接受這個任務，心想這會比讓別人來做好一些，然而，終究有別人也會告密，因此陳列仍入獄了。
在描述受迫害者的故事中，也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胡淑雯提出陳列的「躊躇之歌」，揭露自身在1970年入獄與出獄後的經歷與心境。
第一次遭帶走問話後，「我知道我的心不在了」，陳列寫出自己在恐懼中努力辯解、揣測對方喜好並拼命輸誠，因此對自己非常失望。出獄後更一度變成一個反動者，指責過去的朋友莽撞冒進，他又批自己變成配合統治者的人，協助掩飾加害者的罪行，他自述「這就是恐怖統治想要的威嚇效果。」「恐懼、禁錮的力量把我隔絕、戒嚴、封閉起來了。」
陳列更寫下他與一位前輩的對話「希望是會傷人的……我們在裡面的日子，抱著絕望才能活下去。」呈現受迫害者身心受到的傷害難以抹滅。
朱宥勳舉作家施明正「渴死者」、「喝尿者」等描述獄中所見人事物，有一心求死，要把生命從國家搶回來以求悲壯勝利者，也有放棄了神聖性、卑微的、屈辱的想要離開這個籠子，對生的渴望。
朱宥勳解釋，施明正刻意選擇很難閱讀的語言來寫作，從別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其實完全有能力寫得通順，但是若改過來，那麼感覺卻完全不對了。胡淑雯以精神截肢、創傷語言，來形容這類作品要呈現的受迫害之痛。
朱宥勳表示，雖然文學經過創作，不一定全面真實呈現歷史，但卻更讓讀者有深刻感受，可惜目前通路不多，大眾大多沒有接觸過。即便國文選過陳列的作品，但卻選了「玉山去來」，讓人以為他只是一個描寫鄉土的作家，或是即便介紹了白色恐怖相關作品，卻只談美學，不敢把它的政治性還給它。但胡淑雯也提醒，也是不能過度詮釋，將作品沒說過的塞給它，否則將淪為文宣，閱讀與詮釋，還是必須如實，不能自行剝削出新的意義。
楊翠認為，基於對真人真事的瞭解，人們準備好了感知裝備，將能更理解文學中受迫害者的故事，兩者缺一不可。無論是以疏離美學繞過黨國教條的現代主義、或者是直書社會底層的鄉土小說，文藝作品不只迂迴折射當時高壓的意識形態控制，更體現了追求自由與解放的高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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