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赫希黎羅孚，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時至今日，在港鐵元朗站的黑道無差別攻擊市民濺血事件後，如果還有人相信中國對香港做出的「五十年不變」承諾，那這個人一定會被港台民眾當成是中國中央電視台看太多，以致於眼中的世界都和正常人不同。
一九九七年回歸後，中國對香港的治理方式，起初是潛伏在地下的「白蟻政策」、搭配溫水煮青蛙的手段，一點一滴侵蝕各種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基礎；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九年的雨傘運動、旺角魚蛋抗暴與反送中示威等衝突相比，可說是在同化的進程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加快著。
香港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戰略中，原是作為政治上的示範特區，用以安撫台灣人心；如果從這個出發點來看，那麼必然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為何「不演了」，用赤裸裸的暴力，甚至不惜出動黑道，也要壓住反送中的示威抗議？
問題的答案，可以從相互連動的內在與外在因素來討論。外在的因素，是國際大環境的變動。約莫是 2008 年開始，美國受到次貸風暴、雷曼兄弟破產的重擊，連帶使得全球經濟情勢走衰；與此同時，中國則以世界工廠之姿，透過各類製造業，吸納先進國家無處可投資的多餘資金，在一片衰退聲中，逆勢成長，並且藉由經濟實力的壯大，增加政治上的地位。
香港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國際金融重鎮的角色，開始弱化。當中國仍處於改革開放前期時，香港以中介第三地之姿，藉由英國統治所鞏固的法治與自由，擔任中國與世界在人流、物流、金流的門戶，積累出「東方明珠」的繁榮；然而，隨著中國將自身向資本主義開放，上海、深圳等地的興起，漸漸取代香港的地位。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來看，與完全受自己掌控的內地城市相比，擁有獨立司法體系與高度資本主義的香港，「不受控」的缺點，越來越刺眼。
因此，當上海、深圳成為中國經濟的代表時，香港便失去原先作為樣板的意義。隨之而來的，則是同化與整合，在體制上成為中國一部分的命運，近來港府倡議的「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發展必然出現的衰退週期與國內市場出現飽和現象，讓中國在這幾年中面臨產能過剩，試圖透過一帶一路維持成長動能的戰略也未盡如意；加上 2018 年美中貿易戰開啟之後，中國面臨到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同步危機。為鞏固統治基礎，並且杜絕資金外逃，對香港加速採取緊縮政策，便是一項合理且可預期的統治作為。
從內在因素來看，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中國政府遲遲不願信守承諾，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兩項全面普選的「雙普選」；並且透過基本法二十三條、國旗法、國歌法等手段，漸次箝制香港社會的政治自由與言論自由。這些舉動不僅顯示中國無意維持「一國兩制」，也激起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滿。
相對於政治上的無誠意，中國在經濟上的「移民實邊」作為，更是讓香港人無比「有感」。
這些從一九九七年之後，自中國遷往香港的移民，稱之為「新香港人」。然而與作為包容、開放意涵的「新台灣人」概念不同，「新香港人」在當地的脈絡下，呈現為封閉、不願學習香港化，甚至是試圖改變香港人生活習慣的群體。
根據統計，中國統治香港後，一共有超過一百萬名中國人移居香港，佔當前七百萬四十人口中約 13%。這些外來者，在中國政府與香港政府的相互配合下，包括租屋等各項社會福利，都比本地的香港人享有優先順序；短時間內大量增加的人口，也嚴重排擠依靠貿易而非自己生產的生活資源；此外，香港政府在初級教育推動普通話（北京話）等愛國政策，也讓香港人意識到，自己所引以為傲的獨特文化，正在急速流失中。
因此，內在與外在這兩個相互連動的因素疊加起來，代表的即是香港在過去一世紀間所建立的自由資本主義體制，於二十餘年間因政治干預，與中國專制統治同化過程中，造成的社會秩序惡化乃至於崩解。
當香港人不分性別、男女、年齡、身分，從平民到公務員，一致起身，甚至不惜以生命向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對抗，爭取僅存的一點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時，無法以民主體制紓解與調適這股壓力的香港與北京當局，顯然已經放棄由警方作為遏止工具，轉而仰賴黑道不受法律規範的暴力，最終演變成元朗濺血案。
然而，元朗濺血案代表的，恐怕是中國政府執意遂行同化政策，要徹底擊碎香港市民反抗意志的決心；反送中運動已經演化成香港市民全面抗中的行動，可能會是香港獲得新生的開始，也可能是自由香港淪亡的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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