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四日在日本關西的一場颱風,居然,在數千里外的台灣掀起了口水濁浪,短短十天就淹沒了台灣駐日的第二號人物,何罪之有 竟至於死,一位優秀的職業外交官,居然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在台灣有心人士的操弄下,豹變成政治鬥爭後,更顯得撲朔迷離,所幸,日本 NHK 經過半年的明察暗訪,於今年三月四日正式公布結果,還原了大部分的真相。
美中不足的是,惟獨對於輕生的原因,NHK 雖然了然於胸,但畢竟是日本媒體,對於台灣的敏感問題,未便置喙而有所保留。
新黨籍的仉姓及國民黨籍的江姓,二位具有公權力的監察委員,銜命介入調查,鉅細靡遺的查察,本是撥雲見日,解開謎題的最好機會,其報告雖然已經在今年五月出爐,但,對於蘇前處長往生前日寄給我的三封遺言,竟然視若無睹,毫無著墨,而這三封遺言,卻是,解開輕生謎團的關鍵所在,連 NHK 都專程前來敝所取材了三次,可惜,這二位柏台大人竟然明察秋毫、不見輿薪、不撥雲散霧,哪能重見青天,其動機令人費解。
而且,捨本逐末,棄主題追察蘇前處長為何輕生之謎於不顧,卻在,枝尾末節上大作文章,對駐日官員們尋瑕伺隙,賞罸不公,貶不該貶(謝大使沒有去大阪災區探視之事),該褒不褒(一天內就疏解了 1500 多名滯留北海道的國人脫困回台之事),黨同伐異的斧鑿斑斑,治絲益棼的調查報告,引起其他監委的集體抗議,其中有二位監委,輾轉連繫上我,要求我協助剖析蘇前處長遺言的意涵,故謹將致呈監委的全文公諸於世,期能有助於國人早日釐清真相,以慰往生者的在天之靈,並還克盡厥職的駐日官員們一個遲來的公道。
王輝生於日本敬上
某委員鈞鑒
委員在遍查資料之餘,似乎對蘇處長往生前日寄給我的遺言「處置不當,連累謝大使,罪過。」有所琢磨,兹針對您的詢問:「蘇處長自己承認處置不妥當?」和「是哪一件事情處置不妥當?」,野人獻曝的剖析如下:
我在風波洶湧的 2018 年 9 月 12 日一大早,針對蘇前處長於 9 月 10 日的來函,上呈一封 Email,文中我說:
(由於電腦未開機,延遲答覆,尚乞海涵。勞苦功高卻徒負駡名,真是太委曲了,未能更有效的替您們申冤,謹致歉意之忱……),
可能是我一語道破了蘇前處長隱忍多日的心病,也可能當他身陷窘境、百口莫辯,求助無門而舉目四顧時,竟發現只有我廢寢忘食的在替他闢謠解圍,所以使他壓抑已久的鬱卒情緒,頓時一洩而出,馬上連續回我二封電郵,在早上 8:42 就回覆我上記的遺言,二分後,8:44 AM 又緊接著寄來電郵:「所言甚是,同感,但沒人聽進去。」
想不到竟成絕筆之言;依我的愚思淺見,蘇前處長既然說「連累謝大使,罪過」,其前提當然就是他已經自己承認有所處置不當,在當時的時空情境之下,蘇前處長會有此自覺,可想而知,不外有三:
ㄧ、游姓大學生的揑造偽文,指名道姓的痛責大阪辦事處,而且人、時、地俱全,指證歷歷的遣責該處職員的惡劣態度,火上加油般的指控,使台灣的輿論因之沸騰,而剛上任的蘇處長誤以為真,覺得自己屬下真的言行失當,身為長官的他督導不周愧對國人,實在難辭其疚。
事實是:
游姓大學生當時根本人不在災區現場,而且也未曾蒙難,他的該篇指控文章,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憑空杜撰,只是,事隔一個多月後,他的造假才被揭穿並遭起訴,然而,台灣的恐龍法官卻判他無罪,以致誤導了部分的國人,以為蘇處長的輕生與假消息無關,使得已經偃旗息鼓的爭議煙硝又死灰復燃。
二、災變時,蘇處長只因無法掌握台灣自由行散客的人數(32 人+?),而且機場災區規定只出不入,禁止所有車輛及人員進入,所以蘇前處長選擇沒有去災區探視,然而,在中方派人又派車去災區外面接送其國人(1012 人)的對比下,使蘇前處長頓時陷入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的窘境,一時無法取得國內輿論的諒解,而不免會懊惱自責。
事實是:
當時的情境顯示,既然無法進入災區、也不知台灣散客的人數或散處何方,而且,隔天全員又都脫困,旅日多年、日式思考的蘇前處長根據實情研判,知道根本無須作秀式的前往現場探視,即使去了也是注定徒勞無功,但台、日國情有別,對事情的看法也各異,9/4 關西大風災,9/6 北海道大地震,9/7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戰,正式宣布開鑼,9/10 安倍首相如期出國,赴俄訪問,9/20 自民黨總裁大選也照常舉行,然而,災區仍然滿目瘡痍,災民依舊嗷嗷待援,但,沒人怨聲載道,總裁大選的競逐對手石破茂衆議員及在野黨的國會議員們,也無人趁火打劫或落井下石的大發其政治財,國事運營的節奏,並沒有因災變而有所改變,這在日本是理所當然的正事,然而在台灣部分非理性人民的眼中看來,可能是十惡不赦的離經叛道行為。
台灣輿論的非理性風潮,往往不分青紅皂白,不明究理的就口沫橫飛的噴濺傷人,在自由民主的糖衣包裝下,更是肆無忌憚而且無堅不摧,可以瞬間釀成風暴,當時身處風頭浪尖的蘇處長是防不勝防,擋無可擋。
三、蘇處長大阪轄區的星星之火,自己不但未能及時撲滅,反而,燎原成災殃及遠方的長官,責任心強的蘇處長難免會自感處置不當而有虧職守。
事實是:
災區是大阪,紛擾的地點也在大阪,被責難態度不佳的官員更是在大阪,然而,來自台灣輿論的撻伐方向,卻箭指東京,這在上下關係嚴謹及責任分際清楚的日本社會看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反常動作,對於久居日本、承襲日風而盡忠職責的蘇前處長來講,一定倍感尷尬,當不諳日本民情的亂肆批評者,愈往東京的方向狂噴口水時,身在大阪的蘇前處長就會愈感歉疚,而且,單純的事件已經豹變成複雜的政治鬥爭,使得身陷泥淖中的蘇前處長,更是動彈不得,當時的他已經無力也無法力挽狂瀾於即倒。
雨過天晴後的今天,回顧當初,蘇處長的所作所為,那有處置不當之處,若強要說有的話,那就是蘇處長不該輕信游姓大學生所編織散播的假消息,而內疚自責,更不該忠厚老實到以死明志,如果,當時蘇處長知道游姓大學生是污衊造假的話,斷然不會走上絕路,但萬金已買不回早知道,希望國人能記取教訓,使台灣因而走上理性進步的國家之林。
至於蘇處長為何會說:「連累謝大使,罪過?」是真心的肺腑之言,或只是敷衍的場面話?
依我淺見:
如果,當時蘇前處長對謝大使心懷怨懟的話,他絕不會在輕生前日,而且是上班直前的匆忙時刻(8:42 am),違心的對第三者的我說連累謝大使,更不會有自覺罪過之感;如果,蘇前處長與謝大使只是普通的長官部屬關係,似乎在心亂如麻的焦急時刻,也無暇更無須,向非官僚體系的我傾訴衷曲吧,只有,在當他面對自己素所感念或心存敬意的對象時,才會有如斯反應,而且,那封遺言是在我致函蘇處長:勞苦功高卻徒負罵名,真是太委曲了,針對,蘇前處長戮力從公卻遭駡受辱的委曲,表達了我的慰問之意,及未能更有效的替您們申冤,謹致歉意之忱,針對,我的棉薄微力不能替蘇前處長排紛解難,表達了我的歉意之忱,收到我的致函後,蘇前處長馬上有感而發的即刻回應,似乎是在上班直前,匆匆忙忙,不假思索的情況下,給我的即時回函,是否出自蘇前處長的肺腑之言,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從零零碎碎的諸多蛛絲馬跡中,加以拾掇拼湊,所浮現出來的輪廓證據,讓我相信蘇前處長到輕生前為止,與謝大使是處於合作無間的上下關係,而且,始終對謝大使心懷感念之情及提携之恩,所以,其歉疚之情,才會在不經意的匆忙中或在心灰意冷的絕望中,油然而生而自然流露,支撑我此一立論的基礎是,我有一位京大的前輩是蘇前處長恩師的摯友,據他說,蘇前處長出身於台灣的文化大學,其素所景仰的恩師楊某教授,當年在留學京大文學部(東洋史)時,與謝大使是先輩後輩關係,留學期間對謝大使及其家人照顧有加,楊、謝兩人私交甚篤,雙方家庭如今同住日本,仍然往來密切,當年謝大使前來日本履新時,楊教授任教日本平成國際大學,還特別拜託謝大使對其高足蘇前處長多加關照云云,而我們京都大學校友會的群組,組員中有人說蘇夫人也曾經在京大留學(法學部),所以,人之常情,我猜想同是京大法學部出身的謝大使對於蘇處長,難免也會有一種愛屋及烏或投桃報李的賞識之情吧。
由邊陲的沖繩榮昇為台灣駐日第二大把手的蘇處長,七月甫就任,新來乍到,自然求好心切的想力圖表現,以報答長官們的知遇之恩,不料,九月初就突逢驟變,事於願違,所以,蘇前處長內心的折騰辛酸,可想而知。
有此背景作基礎,再來思考蘇處長於往生前日寄給我的遺言,較能中肯的解析他當時心懐歉疚的錯綜複雜心情。
某委員如能連絡上蘇前處長的恩師楊教授,知徒莫若其師,他一定熟悉蘇前處長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則橫梗在某委員的心中迷團,想必可以迎刃而解。
大家甚至某委員都誤以為我與蘇前處長是認識多年的好友,其實,我與蘇前處長素昧平生,只有去年 6 月在沖繩有過一面之緣,但,沖繩別後,我經常將拙作新文寄呈給他,9/4 關西災變,我對於當時的台灣輿論、名嘴及在野黨國會議員們,那種不明究理的非理性作風,深深不以為然,而且眼看,克盡厥職的駐日官員們,無辜受辱,甚至連垃圾的髒話都被冠上,所以,才義憤填膺,不眠不休的投稿台媒,努力的還原真相,並寄呈七封已在台媒刊載的拙文給蘇處長,權充其自我辯白的自衛武器使用,但蘇處長從來沒有回過函,終於在 9/10 收到蘇處長的第一封電郵,及往生前日 9/12 的二封最後遺言,這是蘇前處長生前寄給我,僅有的三封信函。
某委員一定會質疑:為何蘇處長會在徘徊絕路時向ㄧ位不熟的友人吐露心聲?是否另有隱情?
我的推測:
當蘇前處長身陷風暴而載浮載沈時,衆人或選擇袖手旁觀或有人落井下石,沈淪中的他,猛然發現岸上只有一位友人挺身而出,手忙腳亂的主動提供各式各樣的救援時,忠厚老實的他,其內心的感觸可想而知,蘇前處長在往生的前一天,我安慰他的電郵:「勞苦功高卻徒負駡名,真是太委曲了」,可能觸動了他遏制在內心深處的心弦,而我向他致歉的電郵:「未能更有效的替您們申冤,謹致歉意之忱」,也可能使他覺得有必要忠告我,不必再浪費精力去替他闢謠解圍,因為,他雖然肯定我的所作所為「所言甚是,同感」。
然而,當時的他,可能已經陷入「但沒人聽進去」的絕境,正徘徊於奈何橋邊,而我還在自不量力的想拯救他,所以,蘇前處長才會不假思索的向我一吐真言,暗示我不須要再為他,去作徒勞的辯解,因為沒人聽進去,說了也是枉然,人之將死,其言也真。
在那生死一線的關鍵時機,尤其是,在上班直前的匆忙時刻,難道蘇前處長還會機關算盡的對誠心想救他的人,講些違心應卯的場面話嗎?
某委員一定又會質疑:既然我不是蘇處長的熟稔友人,為何在事變時不眠不休的想助其一臂之力,事變後,又鍥而不捨的欲圖釐清原相,以還駐日官員們遲來的公道呢?
我簡覆如次:
我與蘇處長本人或駐曰官員們,並無個人的好惡,也無私交,更無顏色之分,我心中只有台灣的國益,即使我不認識蘇前處長,我也會義無反顧的做同樣的事,至於為何?
我只能說我雖長年身處日本,但始終心繫台灣,日本社會相對的比較成熟理性,我長年浸潤其中,已經習以為常,所以,對於祖國有些逸脫常理的病態行為,實在不敢茍同, 身為 24 小時 Standing by 的產婦人科医者,視病如親,絕無可能 Doing nothing,往往就會產生不自量力的自然反應, 作出想見賢思齊而撥亂反正的舉動,這可能是遺傳了家母愚人之友的 DNA 吧。
結論:
台、日同為災變大國,每逢天災地變,日本人就更加團結,朝野爭鬥暫時偃旗息鼓,政客們齊心合力的共赴國難;相反地,台灣人卻愈趨分裂,政客們視為混水摸魚的天賜良機,而大發其政治財。此次的不幸事件,台、日雙方的處理態度亦廻然有異,日本 NHK 認為假消息的肆虐為害,台灣已淪為重災區,所以為了讓日本人民引以為鑒,才苦心孤詣的努力追尋真相,探討病因。
「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 」,惟有庸醫才會無視病因而盲目治病,診斷出病因才能痛下針砭,也才能製造疫苗,達到「治病於未發,防患於未然」的防疫目的。
然而,作為苦主的台灣,似乎仍未記取教訓,蘇前處長冤死迄今,已逾十個月,屍骨已寒,輕生的原因,卻,仍有雜音而莫衷一是,職司風紀,肩負撥雲見日重責的柏台大人,手握尚方寶劍,正是發揮其功能,展現斬妖除魔身手的大好機會,所以當仉、江兩位監委,大張旗鼓的介入調查時,全民都寄以厚望,想不到雷大雨小,不用證據說話,卻盲目推理揣測,有如醫師治病,不用採樣取證也不看病理報告,不去診斷病因,卻在為何延遲送醫方面,向家屬大發牢騷。
啟人疑竇的調查報告,不但,沒有解開死因謎團,反而,將國人引入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的羅生門中,令人深感遺憾,幸而,貴院仍有許多諤諤之士,及時提出諍諍之言,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在此案正式結案前,殷切期盼,來自醫界的某委員能挺身而出,發揮望、聞、問、切的職業本能,儘早診斷出病因,以製造抗體疫苗,讓全民免疫,使台灣早日脫離假消息重災區的險境,是所至禱,野人獻曝的妄言謬論,尚祈海涵。
本文作者為王輝生,日本医療法人輝生医院理事長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相關文章: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