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趙君朔，由思想坦克轉載。
已故的名歷史學家黃仁宇的代表作《萬曆 15 年》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副標題：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黃先生這樣下標題其實不無反諷之意，乍看萬曆 15 年風平浪靜、國泰民安，但大明王朝衰落的種子早在一片祥和的表象底下開始發芽、生長。在 430 年後的今天，相信看者周一早上由直播畫面傳來香港一片冷清的網友應該有和黃先生看著明朝的感受：表面上一片寧靜，實際上卻是波濤洶湧。
然而不僅僅是這種充滿戲劇性的古今對比讓人唏噓，從 6 月 9 日開始發生在香港的一連串大規模抗議其實也悄悄的寫下了多個空前的歷史紀錄，而且整個行動毫無停歇之勢，到底香港人是如何的造了歷史，接下來又會對香港、背後的中共甚至整個世界產生什麼衝擊，就是本文要探索的主題。
到目前為止對香港局勢汗牛充棟的評論都忽略了三個特殊之處：
- 這應該是現代世界上第一次有一個比母國成熟、富裕很多的社會，出現大規模抗議來反抗相形之下蠻橫、極權的母國（雖然表面上大部分的口號不是直接針對中共）；
- 這是第一次有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出現規模如此大、參與的群體如此廣泛、歷時如此久，卻絲毫沒有停歇之勢的政治運動；
- 抗議的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在進化，且沒有失控造成重大傷亡。
而這三個極為獨特的現象背後其實是有共同因素的，我們只有和其他類似富裕民主國家的發展經濟來做一些類比，才能對此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首先世界上幾乎所有成功工業化的富裕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唯二的例外是新加坡和兩次大戰間的法西斯國家德國、義大利、日本。況且新加坡依然有一個接近西方議會內閣制的政治框架，只是選舉規則和政治議題的司法判決高度有利於人民行動黨。
但香港因為外力的因素，造成它早已具備實行並讓民主永續的各種條件，卻遲遲無法實行民主政治。反而連殖民地時代足以部分代替民主的法治、司法獨立和政治自由都因為北京在特首背後的遙控被逐步侵蝕，這就是為什麼這次的《逃犯條例》修訂出現了如此大的反彈。
其次根據政治學者 Torben Iversen 和經濟學者 David Soskice 合寫的新書《Democracy and Prosperity》，他們發現在各個富裕民主國家在面對數位經濟時代的轉型壓力時，政府普遍能夠回應具備專業技能的中產選民的需求，推出更多經濟政策來保持國家在專業分工程度更高的數位經濟時代的競爭力。不過這些政府普遍無法兼顧缺乏專業技能的中低階層人民在經濟轉型中被邊緣化的問題，因此也面臨了靠煽動人民恐懼、不安的民粹政治的挑戰。
相形之下，香港則是在經濟轉型中冒出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如高等教育、住房、醫療、經濟發展大方向等等，均得不到歷任特區政府的有效應對。部分原因是因為立法會直選的程度有限，無法選出足夠的議員來扭轉政府枉顧民意的施政方向。
特區首長往往把精力花在討好真正權力來源的北京，但如同筆者在〈香港政治經濟的今生：擁抱祖國竟是如此的痛苦？〉一文所指出的：香港最大的競爭力，就是靠和英美完全接軌的法治與通曉國際金融的人才，來當中共經濟體和國際接軌的窗口。但歷屆特區政府，卻老是提倡要和在經商效率評比中落後香港甚多的中共融合（根據 2015 年的評比，香港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中共是第九十位）。
另一個最讓人感到刺眼的對比就是房屋政策。地理位置與作用上和香港極為類似的新加坡，早已藉助國家力量建造大量平價且面積合理的公屋，讓 90% 的人民得以入住。只有 10% 經濟能力許可的民眾需要在價格極為高昂的私人住宅市場，和來自全世界將資產轉移到新加坡的富豪競爭。
相形之下，香港有比新加坡多將近一倍的人口，和新加坡一樣面臨全世界的富豪和精英人才的競爭，但政府卻長期對人民根本的住房問題不問不聞，放任房價飆漲到要一般民眾不吃不喝 20 年才能買一戶斗室。也難怪名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南華早報》上的文評論文章中很諷刺的說，真正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香港人忍了如此久才起來反抗。
圖片來源：中央社
所以在長期缺乏民意有效傳達的管道下，以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為契機，和其他富裕民主國家的經驗不同，香港各階層這次徹底團結了起來。不但周周大規模上街抗議，在 8 月 5 日還成功發動了五十年來首次的公私部門聯合大罷工。
第三個特殊之處有部分可看成是第二點的延伸，就是將近八周來各場示威遊行的展現的和平與靈活。和去年秋天席捲法國的黃背心示威相比，黃背心主要是一群法國小城市和鄉下中下階層民眾，對馬克宏總統開徵汽油稅和各種偏坦富人新政策的不滿而爆發。運動開始後不久，便頻頻出現惡意攻擊警察、官員辦公室，和在巴黎市中心打、砸、搶商店的過激行為。
相形之下，香港從各階層而來的示威者只有被動回擊警方的過度執法，而且在雙方裝備高度不對等的情況下，慢慢發展出各種靈活的抵抗，如用路障蓋住催淚彈、用滅火器向無理進攻的警方噴灑與臨時改變抗議地點的快閃式抗議等。這樣的方式又能避免造成類似法國的雙方重大傷亡，又能對警方形成佈署上的巨大壓力，還能因為香港重要的國際地位持續佔據國際重要媒體版面，可以說是成本非常低、動員力非常強、效果又非常好的成功政治運動。
除了因為參與抗議的群眾是來自於各階層，而不是類似其他富裕民主國家出現中產和中下、底層民眾出現利益分化而引發過激的抗議行為。香港的示威隨著時間而擁有更多的動能和戰術的最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來的基本政治自由，使得各種抗議的訊息能在各式新媒體上自由流通，沒有被屏蔽或是張貼訊息的人被官方抓捕的危險。
傳播政治訊息的自由最好的例子就是，7 月 21 日在元朗發生白衣黑社會無差別毆打市民的事件後，網路上出現各種訊息交代元朗黑幫的歷史背景和和警方可能有默契的文字、影像證據。這讓特區政府想粉飾太平，製造隱形的恐怖來阻止人民上街的企圖完全破功，更馬上促成了 7 月 27 日元朗首次不獲警方核准的 28 萬人大遊行。
所以從香港的例子，可以間接證實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關於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關係的最重要發現：經濟發展本身無法讓民主政治出現，但民主一旦在越富裕的國家出現，就越沒有倒退回威權的可能。
香港雖然因為過去英國總督的算計和中共的多次刻意阻撓而沒有民主，但當自由遭到威脅的時候，香港人有充分的能力和知識守護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說，政治和經濟學家的發現，要用在香港身上，只要把民主換成自由兩個字就完全成立。
不過上面所說的還不是最重要的，正是因為在一個普遍富裕也有政治自由和資訊流通的地方，看似逞一時之勇的示威者，其實絕非類似法國黃背心的中低階層在靠暴力發洩情緒而已。
根據《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Gideon Rachman 在抗議現場的採訪，他發現抗議者非常清楚的希望香港被美國制裁，從而失去自由貿易港和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這樣乍看對香港是重創，但在目前美共貿易戰急遽升高、美共經濟逐步脫鉤的當下，香港對中共經濟的重要性只有更大。
而在路上激動的呼喊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年輕人，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應該沒有學過賽局理論，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膽小鬼賽局中，兩台在橋上相反方向越開越近，即將對撞的跑車：如果想活命，就必須閃開。
對香港的大批示威者來說，面對一個剝奪自己政治權利、漠視經濟平等、還默許黑幫侵害人身的惡質政府和背後的威權靠山，他們有信心只要自己堅持到底，衝過來的惡霸會因為心裡知道他們無法失去香港而閃開。就算不閃開，勇敢的香港人也寧可「玉石俱焚」等待明日的重生。
從以上的各層面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一個人民普遍受過良好的中等教育、有自由接觸不被刻意屏蔽、扭曲資訊的管道又和國際充分接軌的世界金融中心。
當人民的各種自由、權利都受到無理侵害的時候，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會用殘存的自由全力和失去合法性的政府對抗以守護自由。
很不幸的，始終擺脫不了中南海遙控的特首在 8 月 5 日早上的記者會仍然完全不肯坦然面對自己的大錯，把讓各階層人民深陷恐懼的《逃犯條例》修訂說成是要和國際接軌，同時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說成是意圖破壞一國兩制。
這樣的提油救火很可能會引發後續更多、更靈活、更遍地開花的抗議活動，引發香港金融市場的動蕩，並進一步擴散到衝擊中共經濟本身。港府和中共是否還有足夠的子彈來面對香港的政治、經濟雙重危機和防止更大危機爆發時不波及內地，絕對是 2019 最值得關注的世界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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