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quote quote=”為什麼有些國家的人比較放鬆、人際關係不那麼緊張？為何我們總是擔心別人怎麼看待自己，常常覺得參加社交生活就像一場充滿壓力的表演？這些問題的原因就是「不平等」。”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許多心態平衡、性格活潑的人，幾乎都不曉得自己其實會在意旁人的看法。他們甚至會不高興地澄清，自己的言行才完全不受他人影響。其實這種心態根本是幻覺。若是不小心出糗或把事情搞砸，而旁人原本滿懷敬意的親切面容，變得冷酷、不屑時，當事者就會在詫異、恐懼，還有被排擠的無助中發現，原來自己始終活在別人的腦中，卻渾然不覺。這就像我們每天走在堅硬的路面，卻沒想過路面是如何將我們支撐起來。
──顧里（Charles Cooley），《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一九○二年，頁二○七
在歐普拉（Oprah Winfrey）創辦的《歐普拉雜誌》（O Magazine ）中，她的造型顧問瑪莎‧貝克（Martha Beck）寫了一篇文章，分享自己的「派對焦慮」經驗：跟別人相處時，她說「內心的頭號大敵是脆弱、恐懼和不留情面的評論」。貝克說自己「跟成千上萬名不擅融入派對熱絡氣氛的人一樣……我們是害怕在派對中跟人閒聊的社交恐懼者。」不僅如此，「我們還怕自己會說出蠢話，讓大家知道我們其實是傻瓜，而非大家心目中理想的社交高手。」她還說自己「需要有令人稱羨的成套武裝，例如聰明的言談舉止、緊實的大腿、廣闊的人脈還有財富等，才有辦法在派對中存活。從挑選衣服到寒暄閒聊，每一步都出於恐懼，都是為了抵抗批評的防衛之舉。」
我們把害羞內向、自我懷疑和與他人相處時的不自在感，全都當成自己的心理弱點，彷彿是種情緒缺陷，必須盡全力改善。我們都努力將這些不安全感藏起來，所以很少在他人身上看見這些特質。不過研究調查顯示，這種狀況極為普遍，僅少數自信心十足的人得以倖免。事實確實如此，奧地利精神分析學者阿德勒（Alfred Adler）在二十世紀初脫離佛洛伊德學術圈，他認為上述感受都是人性組成中的基本要素，他帶出「自卑情結」的概念，更表示：「身而為人就是會感到自卑。」自卑的情緒通常分為兩種：其中一種是害羞、沒自信，有時會害怕社交，另一種則是以自我膨脹、高傲、自戀與擺高姿態來掩飾不安全感。雖然這是現代數據分析出的結果，但阿德勒早就提出這項說法，他認為高人一等的心態是為了保護內心的自卑感，而且內心越自卑，外在的偽裝就越強烈。
「如果有人總擺出自己比他人優越的態度，我們可以推測他內心肯定有一股自卑，因此需要特別費心掩蓋。」「自卑感越強烈，獲得他人肯定的渴望就越大，情緒也會特別不安、躁動。」 當然，因為「費心遮掩」的手法起了效用，我們才不曉得原來這股不安感如此普遍，一廂情願地以為是自己獨有的困擾。
這種自卑感以及形式各異的掩飾手法，在某些社會中更為普遍，阿德勒無法從患者的心理特點中看出，因此我們只能藉由當代統計資料的分析來得知。這個現象顯示了肯定有強大的外在因素會影響自卑感的加深或減輕，而流行病學家受過專業訓練，具有研究疾病分布與其決定因素的能力，因此能找出這些影響自卑感的要素為何。
舉例來說，學者會試著研究空氣污染對氣喘、支氣管炎等疾病具有多大影響力，而用這種方式來研究害羞內向、社交恐懼與自我質疑等狀況，想像這些感受是在特定情緒或社交氛圍中生成並加劇，或許就能找出問題的起因。
我們都深知若想減輕身體的病痛，就該減少環境中的污染物和致癌物；但大家卻沒認真思考過，我們也該整頓那些對情緒和心理有害的氛圍。
倘若社會焦慮感高漲會危害生活與人們的福利，那麼社會大眾與政治人物就不該掉以輕心，必須以面對空污的態度來看待這些成因。
人類是社交動物，我們對他人情緒的敏感度、以及避免冒犯他人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交技能。對周遭人群保持敏感原本是既正常又有益的，但如今這份敏感度卻不斷被被觸發，而且強度與日俱增，反而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人們失去安全感，只好不斷自我防衛，藉此消弭微不足道的批評；有些人甚至對社交活動感到焦慮，因此將自己封閉起來；我們也發現人們為了掩飾心中的不安，不斷利用外在象徵來彰顯社會地位。
上述這些缺乏信心與安全感的現象，已經嚴重到讓許多富裕國家的人們無法過得更快樂，也無法提升生活品質。讀者會在本書發現，如果想對抗這個現象，方法並不是讓自己變得更厚臉皮，而是去找出社會上的有害成因並加以制衡。
害羞與自我意識過剩可以分為內在成因與外來加諸兩種，這兩者的區別我們可以拿跨欄障礙賽為例：如果想知道為什麼某些選手踢倒的跨欄比其他選手多，我們就必須比較選手的個體差異，例如年齡、體態、身高等；但如果研究主題換成「為何在某些體育賽事中，被踢倒的跨欄數量較多？」我們就得先釐清這些賽事中的跨欄是否比較高。為什麼有些人善於心算有些人則否，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必須先調查個體差異以及他們的心算能力與熟練程度；但若是想研究「為什麼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比解決另一個問題的人多」，就得知道這兩個問題的難度有何差異。
因為這不是一本勵志書，我們不會花時間探討自信與害羞的內在成因與個體差異；我們希望釐清的是為何社會抑制（social inhibition）這麼容易被觸發，並希望能藉由釐清這件事來提升全人類的福利。我們的首要目標是研究社會上的「垂直不平等」、從社會頂層到底層的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社會地位與階級含意。我們希望從中得知，這些因素是如何讓我們對他人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並因此讓我們變得更有自信或更加的自我懷疑。
所謂的「水平不平等」比較的是不同群體間的狀況，這些群體可能是以性別、種族、階級、殘障與否、信仰、語言或文化等因素來畫分，這種不平等因為同樣牽扯到優等與劣等的議題，因此會被認定是社會上的不公義；但是，與跟聚焦在這些特定族群的差異相比，我們的目標其實是揭露個體如何被賦予優等或次等地位，因為這是形塑所有不平等現象中的必要環節。首先，我們要先來討論大家認定貧富差距的共通癥結點。不過在找出社交痛苦的結構性成因時，得先了解人們是如何感知這種痛苦的情緒。
活在當代社會，我們總是會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心理學家將這種心態稱為「社會評價威脅」（social evaluative threat）。對於富裕的已開發國家來說，這種現象對人民的生活品質構成極大的負擔。
在乎他人觀感要付出許多代價，例如壓力、焦慮感與憂鬱不斷加劇，而用酒精或藥物來鎮壓焦慮的方式也對健康有害，失去社交生活和交友圈更讓許多人感到寂寞。這種不安全感就像社交生活中的癌症，雖然不可輕忽，但我們在衡量生活品質時卻鮮少將其因素納入考量。
基因、童年經驗，或是曾在學校受到何種對待，這些因素都隱含個體弱點差異。但與其探討這些因素，不如把這種普遍的心理狀態當成公共衛生問題。公衛議題向來與政治密不可分，例如下水道的設置規範、《淨化空氣法案》與近期的汽車廢氣排放之爭。十九世紀德國病理學家魏修（Rudolf Virchow）曾說「醫學屬於社會科學，政治則是規模更大的醫學。」這句話正是本書秉持的精神。
本文摘自《收入不平等：為何他人過得越好，我們越焦慮？》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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