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取自由的文學，謝絕奴役人的革命！」巫寧坤重於泰山的《一滴淚》

[bs-quote quote=”《一滴淚》為巫寧坤三十年的生活、受難和思想提供了生動而真實的記述，完整呈現中國知識分子從五○年代初至七○年代末的全幅圖景。”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大約十年前，我便讀了《一滴淚》的英文原本 A Single Tear。當時感受很深，至今猶在記憶中。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運用高超的文學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難——從個人、家庭到親友——生動地勾勒了出來。作者文筆的流暢自然，顯示出他在英美文學與語言上的深厚造詣。

他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歸結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尤使我為之擊節。在中國文史傳統中，這正是所謂「春秋筆法」。當然，作者的雋語是從凱撒（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 veni, vidi, vici)脫化而出的，經過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戶曉。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學修養和匠心獨運，即此可見。

這是我在未識作者之前對於《一滴淚》的認識，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我當時對作者 Wu Ningkun 的中文姓名也茫無所知，更不必說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讀《一滴淚》原本時，我發生了一點懸念，使我渴想一見作者其人。什麼懸念呢？作者是應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教授趙蘿蕤電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則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

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她的先生陳夢家。後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後，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我想《一滴淚》的作者一定會告訴我不少關於她的事情。

幾年之後，我偶然在《吳宓日記》（第九冊，頁八六、一○八）中發現了「巫寧坤」三個字，下面註語說：「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翻譯」，我才確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陸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讀書期間，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紹，才有幸與巫先生同席，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接談之下，我不但知道了關於趙蘿蕤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結識了這樣一位才華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輩作家。當天聽巫先生談論，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裡如一；一席話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為什麼絕對逃不過毛澤東的「陽謀」了。

回到普林斯頓之後，承巫先生寄贈《一滴淚》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將此書重寫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綱領雖與英文本不殊，但在敘事方面則詳細多了，使中國讀者能由語境而深入情境，盡其曲折。所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斷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價值。

本書有五章是根據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寫成，其中事實都在作者的聞見之外。作者運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難的經歷完整地呈現了出來，好像是佛經上說的「兩束蘆葦，互倚不倒」。這不但是文學的技巧，而且有象徵意義。

巫先生之所以終能「倖存」下來，如果沒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給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凍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監」，送食品之外更為他的病情而向原單位要求早日釋放，他也可能餓死在清河農場。（吳弘達《昨夜雨驟風狂》中所寫清河農場的情況恰可印證。）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難時期，也一直是「兩束蘆葦，互倚不倒」。

但是本書的最高價值並不止於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難」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寫出了中國知識人在歷史上最黑暗期間的「心史」。在毛澤東「乾坤獨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識人都在煉獄中受煎熬。

大致說來，中共政權成立之初，五、六十歲的屬於老一代，三、四十歲的屬於中年一代，二十歲前後的則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陸思想氣氛開始鬆動的時候，老一代知識人或死或衰，已發不出什麼聲音；中年一代則已進入晚景，驚魂甫定，戰戰兢兢地保持著剛剛得到的「皇恩浩蕩」，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時正進入中年，精力雖然旺盛，但成長在絕對封閉的社會中，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精神與思想的資源，作為反思三十年劫難的憑藉。

巫先生獨能在一九八六年寫成〈從半步橋到康橋〉自傳初稿，五年以後又擴大成《一滴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從客觀條件說，作者的「劫後餘生錄」不但是在英國和美國撰寫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由於具有這一客觀的優勢，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寫出這部深刻反思的名著來。這裡必須重視的是作者的主觀條件。

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這是我斷定《一滴淚》是知識人「心史」的主要根據。

能寫出這樣「心史」的作者，必須具備一項最重要的主觀條件：即在精神和肉體都被踐踏了三十年之後，還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復了精神上的自我。

一九七八年以來，我曾會見過不少老一代的知識人，而且還包括過去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談，我便發現他們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狀態（disoriented）。在幾十年以暴力為後盾的不斷「思想改造」下，他們原有的精神自我竟徹底散滅了。就我所見到的文字記錄而言，似乎也只有陳寅格、吳宓等極少數的人還能至死不失其故我。

這使我不能不五體投地佩服巫先生的巨大而堅韌的精神抗力，能夠數十年如一日，頂得住鋪天蓋地而來的胡言亂語。他並不是在一九八六年開始寫自傳時才神定氣足：早在「右派」尚未徹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態復萌」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國外國文學會議〕上，他語驚四座，發出了獅子吼——「選取自由的文學，謝絕奴役人的革命！」事實證明，他說出了人人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所以會後許多同行紛紛向他致敬，有的還含著眼淚。正因如此，我才毫不遲疑地認定他的《一滴淚》寫出了整整一代知識人的「心史」。

本文摘自《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部份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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