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盧斯達，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8 月 30 日，香港政界和社運界的一眾知名人士，不約而同遭警方以不同罪名拘捕。時間當然敏感，因為原訂在 8 月 31，香港各界會舉行一個多數能夠佔領半個香港島的大遊行，繼續反對《送中條例》和特區政府。被捕的人士包括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周庭；前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及沙田區議員許銳宇等等。
上述人士罪名不一，「控罪」也發生於不同日子。黃之鋒等被指在 6 月 12 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當晚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在場起碼有幾萬人。
至於陳浩天則被指參與 7 月 13 日的上水遊行「參與暴動罪」及「襲警罪」，同樣是大型群眾活動。警方大搜捕，可能是為了散播白色恐怖，企圖降低翌日大遊行人山人海的效應。
港共政權為了瓦解這個傳說中的「大決戰」，可謂扭盡六壬。向警察申請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在這一日亦接獲警方的「反對通知書」，民陣於是只能取消遊行，但大量市民預期仍然會照樣「逛街」。
港警是否批准遊行的準則，當然充滿政治彈性。例如不久之前的 818 遊行，警方就沒有完全反對活動。警方雖然禁止市民遊行、也不准他們在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集會，但容許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於是當日有百多萬人不斷在維園和附近進進出出，被稱為「流水式集會」。然而半個月之後，形勢又再改變，遊行和集會完全被禁止。
香港局勢在 8 月急速惡化，政治權利沒有寸進，人身安全也成疑問。
很多社運人士被人跟蹤毆打。香港以往從不需要擔心人身安全，如今一切都不再理所當然。上述的陳浩天是在出境時被截停、隨後拘捕，特區究竟是否存在一個黑名單，令活躍人士失去出境自由，我們不得而知。
8 月 31 日，至少幾十萬市民仍然上街遊行，也有衝突。當晚，大批警察衝入港鐵車廂虐打市民，狂射胡椒噴霧，不作任何解釋就撤退離去。據說是因為車廂有親中人鬧事，港鐵馬上報警。警察即速到場「無差別鎮壓」之餘，港鐵更封鎖車站，迫使很多人無法逃生，救護員無法到場治理傷者。
這已經是國家資助的恐怖主義。港鐵與港警是沆瀣一氣的，所謂「不同政見人士吵架」，大概只是給予港警鎮壓的藉口。
事實上港鐵在較早時期是相對中立，但由於《人民日報》早前有評論指責港鐵縱容示威者暴力，管理層就馬上作風大變，與警察通力合作散播恐怖。如果說警察是主犯，港鐵也是從犯。
港鐵兼有國企和大企業的兩種性格。國企自然要支持特區虐殺市民「止暴制亂」，大企業現時也受到政治壓力而必須清算支持反政府示威的員工，港鐵最近也開始清算曾經在運動早期向乘客廣播「香港人加油」的車長。兩種助紂為虐，港鐵兼之有之，淪為極權幫兇最前線。
於是在 831 警察恐襲之後，有示威者破壞各個站點的閘機，事實上是正義而弱者的報復。全港最大的公共運輸公司，會與警察合謀製造幽閉空間關打放狗、無差別虐打乘客。香港的公共安全，在全球排名最近跌至20位，然而這恐怕還未表現出事實的嚴重程度。
文革式互相批鬥在大公司之間上演。國泰航空是一個例子。中國民航局用「關閉空域」作為要脅，成功令國泰屈服。國泰被勒令交出「支持反送中運動」和「曾經罷工」的僱員名單，CEO 下台亦無法平息。有員工因為在臉書對某些關於反送中運動的內容按讚，就被解僱。國泰甚至修改了內部守則，鼓勵員工之間互相告發。
戰線也向學校伸延。有親中人士表示，教師要「愛國愛港」才有任教資格。下級警察工會的領導，則表示有警員子女受到校園欺凌，更指控有老師參與其中。對香港人來說，民間領域一向是中立地帶。在英殖時代，英國沒要求香港人愛英國，香港人也不需要對政治問題表態才能生存。
但中立空間在 6 月之後，已被全方位入侵。中國在商業活動增加以前不存在的意識形態審查，要求與政權和「14 億人市場」有大小來往的人必須參與「表態政治」，從而令香港「真正回歸」。連《國家安全法》也不需要立，政治直接結合在國企的市場行為之中。
大多數「娛樂至死」的藝人現在也無法置身事外。一些本地歌手私下表示，中國文化局要他們簽名「反對暴力」，否則就不給他們上台，並且會羅織他們「支持港獨」的罪名，並徹底趕絕他們在中國的演出機會，於是不少都只能屈服。香港歌手周柏豪就因為在網上呼籲香港人「登記做選民」，而被中國網民視為「支持港獨」，之後只能參與「表態」。
香港正進入快速的撕裂和敵我矛盾，要不就是北京的朋友，要不就是北京的敵人，中間地帶急速消失。無論如何大型的示威，不管是韓農世貿示威、佔領運動、旺角衝突，乃至「反送中」以來的兩個月，示威甚至暴亂都不會真正改變香港。因為打爛了玻璃和建築物，再蓋就是。
但中國引入的文革政治、鼓勵互相批鬥，要人時刻表忠踏繪。變亂一開，香港過去享受的政治小確幸，一去不返。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也將如是。
而林鄭月娥最近則放話，表示考慮動用《緊急法》，會用「一切辦法」平亂。有人考慮封鎖 telegram 或者「連登討論區」，但封鎖資訊，整個社會和金融都會付出沉重代價。
拘捕知名人士自然也是「一切辦法」之一。然而這種歇斯底里，可能是為了向北京交差，也可能是出於上一代掌權者對事態的本質誤判——他們不相信波瀾壯闊的運動背後真的「沒有大台」、沒有統一的司令部和金援。
在「反送中」的去中心化模式大行其道之前，政權對付「社運界」的方法十分單一而有效，就是接觸「關鍵人物」，或統戰，或溝通，就能對外面的廣大群眾進行槓桿操作。但現時的前線抗爭者，已自行其是兩個月了，當權者仍然不相信現時已沒有「關鍵人物」，政權對事態的情報，似乎也落後了幾年。
中共在 2016─17 年取消了本土派和自決派不少人的參選資格，就算個別成功當選，也在議會新年度開始不久，就被政權取消議席。這對於受害者所屬的政團來說，當然是滅頂之災，也令整個社運界陷入低潮。
中共也許認為這就等於消滅了敵人，但野火燒不盡，這只是導致反抗者的歸屬和組織水銀瀉地。政團消失，他們的領導地位也消失，但對政局不滿的人還存在，於是中共的大絕招，卻為今日的無大台、多向度抗爭鋪平了道路，令中共面對的局勢更加複雜。現時北京和港共想找人談判，卻發現檯面上的人都叫不動群眾。北京和港共找不到談判對象，也沒人幫他們控制群眾。
「反送中」與之前香港的社會運動相比，無疑物理強度是增加了。示威者衝破了「動武就會導致解放軍鎮壓」的心魔，讓以為香港人已經被打沉的北京，大感驚訝。有些參加者表示，已有犧牲生命的準備 （事實上已經有人自殺明志）。
示威者使用武力，但不是暴力。他們拆除街上的公物做路障，他們跟黑社會和警察肉搏。一些更進步的開始使用彈弓和燃燒彈之類的武器，他們也衝入立法會宣示要拿回自身主權的立場。
然而，示威者的武力都是指向更強的政府武裝，「毀壞公物」的時候也盡量精準，不波及無辜。在國外群眾運動經常出現的搶掠，在香港更是從未發生。雖然香港人使用武力仍然加上驚人的紀律和自制，但武力客觀上就是是升級了。然而這種升級，只是社會契約失效的自然反應。
在直接行動大行其道之前，「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香港示威活動的指導思想，是王道，是唯一手段。有這種心理氣候，是因為今日的中老年人，成長於比今日和平的英國殖民統治末期。
英國在撤走之前，開始在香港進行局部民主改革，社會風氣包容。政府雖然不是民主，但比現在謙卑問責得多。在當時，社會人士和平請願、向政府提交意見，或以諮詢的間接機制向政府提交意見，多數會得到善意回應，至少不會被斷然拒絕。因此「和理非」乃至之後的「議會路線」才被奉為圭臬。
但時代改變得很快，過去必然的成功，慢慢不再成功。《路透社》8 月 30 日綜合多個接近消息來源，表示特首林鄭月娥在「暫緩」修例之後，曾向中共最高層提交報告講解香港形勢。顯示主管香港事務的韓正乃至元首習近平，都知道並且拒絕五大訴求，林鄭只是按主子心意辦事強硬到底。
現時香港的政治現實，與英殖時期對比，當然是雲泥之別。宗主國不一樣，殖民地怎可能維持現狀。於是「市民好好溝通，政府就會有誠意地回應」的良性循環，早已行不通。因此香港其實上不是主動地升級武力，前線也不是暴力狂，只是被自然迫出來。長久以來，「和理非」都是大義主流的，而使用武力總是異端。
我們都曾認為，「和理非」地行事，刑律風險就會低。但「風險低」這一點，是人民和前朝政權互相協作出來的，是因為英殖政府曾經自我克制，與人民維持互不侵犯的無形合約。英殖和中殖政府前期都大致維護了這種社會契約：不動武我就不會重手對付，撕裂社會。
但現時這個社會契約已經崩潰，830 被抓捕的，大多數都是斯文人，是議員和社運領袖，沒有一個是暴力份子。但當他們都被抓，又有甚麼立場是安全？當一個社會令人感到危機四伏，甚至是充滿敵意的，那麼個體去維護這個體制的動機，自然變得很薄弱。
社會契約一旦崩解，個體自然希望嘗試更進取的方法，去獲得回應。香港人的和平，從來有功利成份。以前是雙方都希望和平解決事件，win win 雙贏；而當和平與忍讓再無法換到安全，範式轉移就會來臨。
人，絕大多數都不是虐待狂或被虐狂，人也沒有絕對的溫和或激進，只有獎勵機制。以前個體溫和，能夠得到體制寬大對待、進而安居樂業，而現在卻是甚麼也換不到，做順民的好處和交換機制消失了。這正是物理對抗、武力抗爭被香港人火速接受的社會背景。
值得驕傲的香港社會和體制，已不再值得驕傲。但在危局中，失去體制維護的赤裸之人，光輝才更耀眼。現時仍然抵抗和維護族群的香港人，智勇雙全，屢敗屢戰，都是開國元勛的料。
如果只看大環境乃至國際局勢，都是黑暗而無希望的。但正是黑暗，才看到很多人發著光，他們都是正在互相打磨的原石。香港人反送中，自然是北京所不願看見；但香港人在運動中表現的品質和潛力，也許才是最令北京感到芒刺在背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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