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過去 20 週年，前九二一重建會執行長黃榮村至今仍會想起許多畫面，包括那雙頂住家門口的手、那唱出希望的歌曲「天總是攏會光」，以及許許多多把重建當作生涯最後一戰的公務員們。
黃榮村於 2000 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全職負責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工作，隔年又發生桃芝風災，原本土石鬆動的九二一災區，在大雨沖刷下發生嚴重災情，黃榮村以九二一重建會執行長身分，擔任中部救災指揮官。
在這段時期，黃榮村跟著救災人員、醫護、國軍等踏訪災區各個角落，見證了這場浩劫帶來的傷害，也見證了人性的堅忍。
九二一災那一夜，南投九份二山崩落，生生活埋了山腳下幾戶人家，黃榮村永遠記得，有位老太太一年後才被挖出來，其兒子一邊訴說著往事，一邊邀請黃榮村去摸摸老太太的手。黃榮村記憶中那隻手的皮膚乾燥發皺，手的主人已無法言語，卻透過後人哀思，無聲訴說出讓人動容的故事。
還有一幕讓黃榮村印象深刻。九二一災區一家人住在土角厝，災難發生時，兒子以一人之力將家門口頂住，讓母親得以逃出，但父親卻難逃一劫，喪命於倒塌的房子下。那兒子懊悔不已，心理和肉體都受到衝擊，一直到父親的告別式上，兒子那雙手都仍無法放下，彷彿仍高舉頂著家門。
●天總是攏會光 從九二一看見台灣人的堅韌
20 歲以下的年輕人，沒實際經歷過九二一，但卻一定會從課本、網路、新聞媒體中看到九二一的各種資訊。黃榮村表示，九二一是被世界認定為 20 世紀最大的海島型地震，當時受損倒塌的石岡壩，因山崩形成的大型堰塞湖，屢屢被當作國際教科書的封面，受到世界矚目。
九二一的重要性，遠遠不只是一場災難，救災與重建的經驗，也對台灣乃至於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黃榮村形容，台灣政府常被說是「防災不力，救災內行」，每逢大型災難，行政體系無不全員出動，社會團體也動員得特別快。「上有慈濟，下有國軍」並非虛言。災後第一時間，許多組織會衝到第一線救難、安撫災民，也有許多熱心民眾捐款、提供物資。
一首歌「天總是攏會光」，唱進災民的心坎裡，黃榮村說，那種患難與共的情感，讓人在災難之中感到一絲希望，或許是九二一重災區多在山區，當地居民本來就比較樂天知命，社會給予強大支持，也讓多數災民的生活迅速回到正軌。
「心理學有個解釋，叫做自我應驗的諾言，你跟他講了一些正面的話以後，他覺得很受用，覺得越來越有希望，就會往正面的方向前進，讓諾言自我實現。」
黃榮村認真地指出當時的統計數據，九二一過後 10 個月，台灣的自殺率便恢復正常水準，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國際標準是接近 9 %，台灣 3 年內就降到 3 %，「這是非常罕見的。」
情感之外，九二一重建累積了許多政策和社會經驗。黃榮村指出，全球正面臨嚴峻的氣候變遷，對台灣影響最重的除了極端降雨，還有海平面上升，IPCC（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曾把台灣列為高危險國家，以西海岸來說可能上升達 80 公分，勢必要有大量的遷村，可能要遷幾百萬人。
然而，九二一經驗卻告訴大家，遷村極為困難。黃榮村提到，九二一後有些地質敏感帶，真的不適宜再住人，政府和民間合力勸導居民遷出，他記得慈濟基金會曾許諾若願遷到安全地點，一家可以給予 300 坪的土地，還是沒人願搬。隔年發生桃芝風災，在接連災害的放大效應下，才好說歹說把一些村莊搬到山下的永久屋，後續卻仍然有許多抗爭。
不論是漢人安土重遷，還是原住民看重祖靈的土地，即便發生嚴重災難，災後心心念念地還是想回到原來的居住地。黃榮村說，面對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執政者需未雨綢繆，從國土規劃下手，及早圈列易致災區域，透過溝通防範未然。
●負面案例放大報導 災後重建不利
九二一地震至今 20 年，許多災難不斷發生，黃榮村觀察到，隨著媒體環境的轉變，執政者面臨更大的挑戰。每逢災難發生，政治人物無不心驚膽戰，在國外出差的一定要提早回國，到災區要注意災民觀感，不能坐裝甲車，「台灣從正面來看，有患難與共的精神，但沒事罵來罵去也很多。」
黃榮村認為，整體來說台灣社會的正面案例，還是比負面多很多，但媒體往往將負面擴大。舉例來說，台灣的自殺率在災後 10 個月就恢復到正常水準，已是國際罕見，但偶爾還是會有人承受不住而輕生，這些個案會被媒體聚焦，讓大家以為九二一都過去那麼久了，災區還是活不下去。
又例如重建工程標案 2 萬多個，兩三年過去，可能有 100 多個工程還沒到位，佔比非常小，但媒體卻挑出這些，批判重建牛步。學校重建就常背負罵名，尤其是委託民間的案子進度飛快，有時候都建好了，公辦重建卻還沒開標，但其實是設計花了很多時間，必須兼顧使用性、防災和當地文化。
黃榮村很無奈，「這就是忽略了『分母』，新聞媒體集中報導負面案例，影響民眾對災後重建的觀感。」
過去 20 年，黃榮村一直跟許多九二一的工作伙伴保持聯繫，發現大家都很珍惜這段時光，雖然過程充滿波折，從一開始的震驚、無力，到茫然之中走出一條路。許多原本台灣省政府的公務員本身也是受災者，處理起災後重建仍全力以赴，把它當成是一生為國為民公務生涯的「最後一戰」。
不過，許多兢兢業業的公務員，後續卻得面臨一個接著一個訴訟。黃榮村為他們抱屈，九二一後很多鄉鎮市行政官員被調查、被告，被人批評沒有好好利用善款。儘管多數案件最後都不成立，這些公務員卻在等待判決之中精疲力竭，讓人感受到人心的脆弱，尤其在面對災難時，易有懷疑和不信任。
黃榮村形容，如果一名公務員處理這麼龐雜、複雜、經費有如此巨大的重建業務，沒有一件事被檢調盯上，就算是「公門好修行」多年後難得的福份了。
在重建會的工作結束後，黃榮村又曾擔任教育部長，繼續執行災後學校重建的工作。他侃侃而談說，以前的學校蓋得太隨便，有效期限往往只有 40 年，許多教室都建成「一字長蛇陣」，甚至是在老校舍上直接加蓋一層的「老背少」，地震一來往往應聲而倒。
九二一後，學校的防震係數被大幅提高，且學校不能只是教育場所，還被當作社區的防災、疏散中心，因此許多校舍都被蓋的特別安全，鋼筋和樑柱特別粗重。重建會也從中歸納出許多簡易的公式，作為後續修繕補強的依據。
如今大多數學校都已完成重建，但許多災區的偏遠小校，迎面而來地卻是更嚴峻的「少子女化」問題。
黃榮村記得，監察院曾要教育部報告，認為九二一重建時就應看到少子女化的現象，部分學校不應重建，但當初如果直接廢校，台灣人肯定無法接受，「窮不能窮教育」的觀念深植人心，黃榮村幽默地說：「社會不太會計較花這個錢，畢竟其他亂花錢的地方也很多。」
●人定勝天的工程 大都會出問題
談到亂花錢，黃榮村想起九二一後有許多辯論，墓碑山就是一個例子，有人主張用小飛機噴灑自日本買進的種子包，加速長出植被，有人卻主張相信大自然的自我療癒能力，不要多作無益之事，最後證明後者是對的。
黃榮村認為，類似的辯論也出現在中橫、南橫公路是否要復通，東海岸是不是要新建快速道路等，台灣人屢屢追求「人定勝天」，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定勝天」的工程，大部分都會出問題，與山爭腳、逢河搭橋，禁不起幾次災難。
環境和建設如何取得平衡，是黃榮村心中的重要課題，他認為關鍵在於，推動任何決策，背後一定要有充足的科學佐證，做好詳細的評估和比較分析。這些事情往往不能求快，而要有一些時間作實驗、與民間做好溝通。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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