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一位堅毅的台灣母親：「知識份子」的對立面

我母親出生於日本時代，正如她那一代的許多女性，沒有上過學，看不懂日文，聽不懂日語。國民黨來了後，她聽不懂「國語」，看不懂「中文」，讀、寫更是都不會，也就是通稱的「文盲」，就是所謂「知識份子」的對立面。

她嫁給一個長年在海外暨海上、會講帶著潮汕腔調閩南語的外省郎，在家柴米油鹽醬醋茶地帶大我們四個小孩。出門要買菜，只要便宜些，再遠她都去，當然是走路去，她唯一不去的地方是孩子們的「學校」，不管是母姊會或是家長會。

「我青瞑牛，看毋也聽毋。」她說。

她沒辦法幫我看功課，但看得懂我測驗單或成績單上的「100」分，每次都會獎賞我一毛錢（還好不是「五毛」）。我記得，還曾好幾次重覆拿同樣的測驗單跟媽領賞，心虛卻高興地領了同樣的一毛錢，媽則同樣高興地確認那是「1」後面有兩個「0」。她不逼我作功課，我自己會作，她不逼我起床，我自己會起來，她不逼我去上學，我自己會去上學，也喜歡去。

小五開始，放學後留在學校補習，媽走路來給我送便當，交到我手上後，只説一句「吃乎飽噢！」掉頭就走，避免跟只會講國語的老師碰到面，雖然我是班長。

小學三年級開始，我開始幫媽寫信給船靠國外港口的爸。當時都是公司預先通知船會靠某個港口（如紐約、漢堡、或日本等港口），台灣有船員會過去接船，就順便把船員家屬的信帶過去。

媽就台語口述，我則中文轉寫，不會寫的字就注音符號，當時我每寫一封就獲賞三毛錢。有時媽會説很長，好像還說到眼眶紅，而我卻只感到手酸，多年後憶起，才知，媽那叫心酸。有一次，爸託人帶了一個菲力普錄音機回來，於是，媽就説，這次除了寫信外，也要錄音。我終於弄清楚怎麼錄之後，媽突然沉默了下來，最後説，「不用說的，我來録一條歌。」多年後，我回想起來，媽當時唱的應該是「心酸酸」。

父親終年在海上，一年平均回家一次，每趟在家大約三星期。有次，又要上船了，看到他抱著才一歲多的小弟，眼淚流了下來，媽在一旁拉著爸的衣袖，也噙著淚水。那一年，我才七歲，第一次看到爸媽同時掉眼淚。

父親病逝於四十九歲。我剛上大一。上岸沒多久，爸就因肝硬化轉肝癌而卧病在床，不克再上船了。醫生勸說，別花冤枉錢，回家好好度過剩餘的日子。媽不放棄，帶著爸，西醫不行看中醫，中醫不行看巫醫。從基隆到台北，從台北到高雄的旗津，母親出生、成長及她和爸初識的地方。

父親終究未能抵擋病魔的折磨，撒手人寰。彌留之際，口裏仍喃喃唸著媽媽的名字，直到半夜斷氣。大體就躺在拆下來的門板上，双眼睜著。

壯年而逝，不甘心，留下妻子兒女，也不放心吧。

有陰陽眼的大姨煎了一個荷包蛋覆蓋在父親張著的嘴巴上，再以手撫其雙眼，使之瞑目。

天剛亮，我來看爸爸。看到他右眼角垂著一顆淚珠，我哭了起來。媽説，不能哭，否則等於逼著已離人世的爸留在世間，會成遊魂的。

將父親草草落葬，我們回到基隆後，獲知船公司一毛撫卹金也沒有，只有奠儀若干。存款跟結婚時金銀手飾已為父親治病花費、典當用罄的媽無法接受這個結果，捧著裝著爸的牌位帶我一起搭車上台北找公司理論。
進了公司，沒人理我們。終於來了一個人，第一句話就請媽把籃子放下來，擱在門外。媽不肯，只説：「我頭家作一世人，你們公司怎麼可以這樣子？一仙銀攏無？！」那人搓搓手說：「您頭家是上岸後才生病的，公司有公司的規定，沒有撫恤金，只有奠儀。公司也是看你們可憐，有比平常多。」他指指桌上的一個白包說。我氣得都哭了，問他：「你們怎麼可以這樣？！你們不答應付撫恤金我們就不走！」，媽卻站了起來，一把拉著我往外走，邊說：「不要逼他，他也不是老闆。攬來轉。」

白包留在桌上，籃子捧在手上，媽和我坐在回基隆的公路局巴士上，我却却地側眼看著媽，看見她眼角裏懸著一顆沒流下來的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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