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傳媒記者賴品瑀報導）「你去過中國嗎？」「你知道什麼被消失嗎？」去年 1124 公投與大選的結果讓很多台派「崩潰」，但前台大學生會副會長鄭婷尹與一群朋友，決定以「街聊」的方式，在街頭誠懇與路人面對面的討論社會議題。
不要放著焦慮與亡國感蔓延，鄭婷尹與過去也參與學生組織的朋友們，成立了「行動山棧花」從今年的四、五月開始，在台北鬧區進行了一百多次街聊，共有上百人次曾經參與，在 9 月結束前，已經聊了約 200 個陌生人。
山棧花又叫做台灣百合，象徵著對台灣的情感，這群大多過去參與學生組織過的青年們，以一組兩三人一起出動，在路上尋找可能對話的對象，可能是情侶、也可能是兩三位好友，一次的談話大約 5 到 10 分鐘，內容包括了假訊息、中國近況、台灣經濟的實際表現、香港反送中與一國兩制、和平協議等與台灣處境密切相關的問題。
芋傳媒記者賴品瑀攝。
鄭婷尹表示，從去年的公投可以發現，原本對立的兩群人，因為投票這件事而更加的走向偏激的兩端。不只是政治上的藍綠之爭，而是在同婚等議題上，也都發生更深的對立，這是他們的焦慮所在。
他們一開始也打算提供論述，來增加公眾討論，但發現在網路上發佈「懶人包」的人其實已經很多，但實際去與人展開對話的人卻是少的。因此他們開始思考，怎麼跳脫出慣用的方法，去與不同立場的人溝通，這時，有一個學妹便自己上街開始找人聊，他的經驗讓他們知道，原來最原始面對面正是一個選項。
「如果很在意、很擔心，卻沒有實際行動，那我只能在網路上一直發文吧」鄭婷尹認為，與其把自己困在這個焦慮中，不如起身行動。
「這其實比跟家人溝通簡單一點。」要在街頭與陌生人對話，是不是很難？鄭婷尹說，和陌生人對話，即便是長輩，但還是能在平等的地位上對談，這會是一個好的經驗，且不用顧慮是否因此打壞原有的關係，這比起在家跟父母溝通的成本低，壓力還比較小，部分成員也坦言，的確目前還是沒辦法心平氣和的跟家人討論這些議題。山棧花曾有成員挑戰與長輩展開對話，對方是一個台商，的確在中國賺到了錢，因此並不太認同他們對中國的判斷，但在對話後，對方一句「這樣我比較理解你們年輕人的想法了」，仍代表他開始有溝通的可能。
鄭婷尹表示，台灣的社會還需要多練習溝通，因此他們，不只是為了明年大選而上街，未來應該也會持續長期做街聊。
這群山棧花，在出發前先開會討論講題，三三兩兩一組，討論今天想要分享的話題。在速寫本上手作教材，用剪貼、用手繪，質樸簡潔的列出關鍵字與資料，而這本教材，也根據經驗與時事，不斷的進化與修正內容。總召張文蔚表示，他們有教材組提供一些內容，但當天上街的小組，還是需要在出發前互相討論，選擇自己關心、認同的事情去找人聊。初心者、較有經驗的互相搭配，各自找出自己的對話方式與風格。
「並不是我說的都是對的，我也想聽你的說法，這才是『聊』。」經過幾個月的經驗，山棧花發現，在對話中必須加強互動的機會，讓對方也感受到自己的意見是受到重視的，因為他們不是為了說服別人而上街，因此也沒有預設結果，當然也並不害怕「被問倒」怎麼辦，「我們不是抱著高高在上、我都是對的態度去找人聊的。」例如先前有成員曾在討論「在中國被消失」事件中，剛巧遇到了任職移民署的公務員，幫他們補充、釐清了一些細節，便是很好的經驗。
芋傳媒記者賴品瑀攝。
而他們較屬意選擇三兩朋友與情侶去聊，一方面是發現情侶特別有意願停下來聊，再者，在對話中，對方也會開始瞭解彼此對這些從沒好好談過的話題有什麼想法，當這短暫幾分鐘的街聊結束後，對方回去後就可能繼續對話，更瞭解對方。
實際觀察他們的行動，發現在週末傍晚台北市府轉運站下的地下街，大約有 1/4 至 1/3 的路人願意停下來，其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碰壁。
「我覺得他們很勇敢，他們都不會怕踩到對方的地雷嗎？」一對情侶聊完後受訪，對於山棧花這麼隨機找陌生人聊著麼敏感的話題，感到有點擔心。
「我看他們算面善吧」猶豫了一陣子還是停下來聊的輕熟女楊小姐想了一下，覺得應該是感受到山棧花的熱情與友善，所以願意停下來聽看看。「我擔心他們會不會以後不能去中國去香港了？應該也不置於吧….」楊小姐表示，其實他對於今次聊的「被消失」「和平協議」等話題是類似的見解，但是他大多在臉書上分享資訊，卻沒有試圖跟身邊不同意見的朋友多談，認為這是尊重對方的自由，雖然他也的確為此感到擔憂與焦慮。「謝謝你們，我很佩服」。楊小姐這麼對山棧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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