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馬非白，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中國國民黨政權竊佔台灣初期，對台灣人民的鎮壓是全面性的，不但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進行強勢專制統治，在文化上也進行毫不留情的遏制措施，完全否定台灣文化的存在地位。
二二八事變之後，中國國民黨政權所進行的第一波整肅中，除了徹底關閉非親極權政權的報紙、文化機構之外，還將一大批不馴服的新聞人、文化人抓進牢裡；第二波整肅則從 1949 年開始，延續了一整個白色恐怖的漫長時期。
1949 年的四月六日，極權政權藉師範學院、台大學生與警方發生衝突的「四六事件」，羅織逮捕了一批新聞界人士，大致上可以看成是第二波整肅的開始。
這一波所逮捕的人士，有著名的日治時代台灣作家楊逵，以及楊逵所任職的《力行報》主要幹部（包括社長），不過，其中有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
史習枚和楊逵的同時被捕，具有一個很特殊的代表意義，那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為了實現『黨化台灣』、『中國化台灣』、『剷除日本殖民統治毒素』的計劃，在這第二波整肅中，實際將台灣文學加以踐踏、蹂躪。
台灣文人的命運多舛，面臨 1895 年及 1945 年兩次大變局，對政治、社會、文化的衝擊之大難以言喻，台灣文人除了在民族認同上的歧異之外，在語文調適上面臨的挑戰更大，不過，楊逵那一代的文人從日治時期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話文論戰」，所衍生的文學自覺走向卻延續到了終戰後。
戰後前兩年，由於文化、教育上的差異與無奈，中國國民黨政權尚仍容忍本土作家以日文創作，報紙、雜誌也都保持非常高比重的日文報導和作品，尚未遭到陣痛；不過，1946 年十月二十五日，極權政權就下令禁止使用日本語文，報紙的日文版遭到廢除，所有日文報紙也全面禁止繼續發行。
這種殖民統治的模式跟日治時代如出一轍，從 1937 年到終戰前的台灣總督府，也採取禁止報紙的漢文欄，雜誌不得刊登漢文作品，強勢的語言政策迫使台灣作家必須使用日文從事創作。本土作家同樣在中國國民黨政權干預下，頓時失去了表達工具和發表園地。
同時，中國文學隨著中國國民黨政權強勢侵入台灣文學世界，更深深影響了台灣文學的發展；尤其在二二八事變之後，極權政權為了抹消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強制推行「國語政策」，使得不少日治時代優秀的台灣作家，被迫痛苦無奈地封筆，台灣人的母語也在教育體系「國語政策」灌輸下逐漸被疏離。
1924 年曾經赴東京日本大學專門部攻讀文學藝術的楊逵，在日治時代是以主張現實主義的文學運動，拒絕「皇民文學」著稱，他的成名作日文小說〈送報伕〉（原題〈新聞配達夫〉），1934 年在日本獲獎，主要是小說勇於暴露階級問題。當年他和呂赫若、楊華等人所參加的《台灣文藝聯盟》和《台灣文藝》，就是力主文學要植根於台灣一切「真、實」的路線，文學特色在反傳統、反殖民之中卻充滿浪漫色彩。
因此，楊逵在中國國民黨政權進行文化霸權施壓之後，本著自己主張的文學路線——重建台灣新文學理念——發行《台灣文學叢刊》，以及主編《力行報》副刊；《新生報》的〈橋〉副刊正好也在此時誕生，負責主編的史習枚（筆名歌雷，復旦大學畢業）雖然是來自中國，卻非常關心台灣文學前途。
史習枚認為，「報紙的讀者多是本省人，卻沒有本省作家的文章，這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他打出新舊交替、從陌生到友情的口號，「幾乎毫不遲疑地著手推動台灣新文學的重建工作，一絲不苟地在台灣發展以地緣出發的台灣新文學」（引自彭瑞金：《台灣文學運動 40 年》）。
在當時一片以中國文學為正統、主流的風氣下，史習枚的想法既特殊又危險，可是，他不但無畏地開放園地鼓勵本土作家創作，更為了消除語言障礙，公開徵求日文稿件，請人翻譯予以發表。楊逵就有一篇以日文寫的評論，史習枚找人翻譯後刊載在〈橋〉，楊逵在這篇題為〈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評論，是這樣寫的：「我們目前瀕於飢餓，特別是精神上的飢餓，這就因為台灣文藝界不哭不叫，陷於死樣的寂靜，如果這樣的狀態再繼續下去，我們除掉死滅之外是沒有第二條路的，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沉默著等待死亡。」
彭瑞金盛讚史習枚的眼光與胸襟，稱譽他是一位「對文學有見地的外省籍文學工作者」。名作家葉石濤也說，「史習枚對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有相當大的貢獻。」
史習枚還在各地定期舉辦座談茶會，楊逵曾多次參加，他第一次參加時曾說：「為此〈橋〉這回的對本省作家的優待辦法….。我希望各報副刊都得這樣作，進而各報連繫合作起來，造成全面的發展，這才是建立台灣新文學的基礎。」第二次茶會，他又說：「光復以來快要三年了，應要重振的台灣文學界卻還消沉的可憐。」
座談茶會的目的是在交流，直到 1949 年三月二十九日停刊為止，至少辦了十場以上，在楊逵等台灣作家的參與下，討論經常繞著「台灣新文學」的主題，透過這種座談及副刊上的討論，居然引起了一場非常轟動的台灣文學前途論戰，在台灣文學史上，與 1930 年代、1970 年代的兩場鄉土文學論戰並列齊名，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然而，史習枚這些作法卻早就受到中國國民黨政權黨、特系統的注意，尤其在國、共內戰中蔣介石節節敗退面臨即將氣竭之際，〈橋〉副刊發行百期茶會卻舉辦兩岸擴大座談，為他種下了被逮捕的遠因。
《新生報》過去在發行日文版時期，就經常有與政府對立的言論，招了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的禁忌而被迫改組，沒想到改組後卻又掀起與黨的政策違背的台灣文學論戰，極權政權黨內對《橋》副刊的檢討不曾中斷過。
到了 1949 年一月，正好發生楊逵發表《和平宣言》的事件，中國國民黨政權特務開始部署逮捕楊逵的行動，不久，又發生了「四六事件」，於是，特務在逮捕台大、師範學院學生的同時，也將楊逵、史習枚逮捕。據說，活躍於〈橋〉副刊的作家，如孫達人、雷石榆、張光直、宋承治等人也曾另案被捕，然後繼續加緊控制言論，因此先後又有葉石濤、吳新榮、蔡秋桐、張彥勳等等作家遭到整肅。
楊逵被逮捕的主因除了《和平宣言》之外，當然也跟史習枚被逮捕有同樣的因素背景，都是具有社會主義色彩，而且太熱烈推動台灣新文學運動，顯然有跟中國文學「背離」的緣故，後來，楊逵被從重處理，以《和平宣言》案判刑十二年。
史習枚與《和平宣言》無關，中國國民黨政權逮捕他純粹是要挫折台灣新文學運動，幸好他的「外省籍」身分可以動用大批黨政關係疏通，才沒有被當年特務慣用的「匪諜案」訴罪（資深記者黃仁在所著《我在聯合報 43 年》一書中，曾說史習枚是因組織〈橋〉的投稿者聯誼會和讀書會，這些組織的成員中，不少有問題人士，才被抓。果真如此的話，當年應該會被以「匪諜案」究辦），只被關了二個月，即獲得釋放；不過，《新生報》也自李萬居擔任該報社長遭整肅後第二度改組，台灣文學論戰在尚未有結論之際就被迫停息了。
在接下去的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對新聞、文化界的整肅一波接一波，各報不斷有編輯、記者遭到羅織逮捕，因而被槍決或刑求致死的不在少數。極權政權主要的目的是要消滅台灣文化、推動中華文化，1950 年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又開始鼓吹「反共文學」，委員會全部是中國籍人士，捧吹得也都是中國作家，此後漫長的歲月誠如作家李敏勇所言：「在這種背景下，戰後世代作家常成為蜉游群落，徬徨在政治和商業的雙重架構裏。」
【附註】據說，史習枚後來「曾開廣告公司，後因劉昌平關係，也進入《聯合報》，1962 年擔任編政組主任，1963 年擔任公共服務主任，編過萬象版，編《經濟日報》副刊時又出紕漏下臺，後來不知何故負債很嚴重，離職後逝世。」（資深記者黃仁在所著《我在聯合報 43 年》一書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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