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面對中國義和團，台灣能做什麼

本文作者為黃涵榆，原文標題：面對中國義和團，台灣能做什麼？，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以嘲諷時事與名人著稱的美國卡通《南方四賤客》（South Park）近日因播出中國集中營和諷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內容，引發中國舉國強烈反彈，遭到中國政府禁播並且要求道歉。沒在怕的《南方四賤客》製作單位在發出嘲諷意味十足的道歉聲明隔天，播出語氣更為強烈的內容，包括「Fxx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大約與此同時，美國 NBA 休士頓火箭總管莫雷（Daryl Morey）一則堆特貼文「為自由而戰，與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一樣引起中國舉國譁然，誓言全面禁播 NBA 賽事。諷刺的是，NBA在上海和深圳的賽事依然大爆滿。類似「強國人玻璃心」的事例不勝枚舉。

在當下中美貿易戰火延燒期間，中國民眾上街遊行抗議，甚至到美式速食餐廳騷擾與辱罵用餐顧客時有所聞。而當中日關係緊張，則有中國民眾上街無區分地破壞日產汽車。然而，美日兩國依然是大量中國人旅遊和留學的去處首選。

筆者並不認為應該以輕蔑的態度，看待這種近似人格分裂或者「半夜吹哨壯膽」的集體歇斯底里，那樣的態度只是凸顯我們的防衛心理和無能為力，放任它持續擴散滲透。事實上極端政治多少具有鬧劇的特性，如同我們從台灣的「韓流」所看到的。我們必須嚴肅看待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思考我們該如何回應、採取什麼行動。

筆者認為《南方四賤客》和 NBA 事件引發的中國民族主義狂潮等於一股中國義和團勢力，正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之中爆發與擴散。當然，做為一種解釋框架或譬喻的「義和團」有其原始歷史脈絡，在本文的語境裡大約指涉蒙昧無知、自大又自卑、與世界為敵的鎖國心態，或是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情緒。

眾所皆知，此時的中國正在擴張國家恐怖主義，系統性地進行種族清洗、宗教迫害、大規模逮捕和殺害異議者。

從近日香港反送中抗爭過程中的警察暴力和節節攀升的被自殺、被意外死亡的人數就可看出。

這樣的國家恐怖主義另一個面向是無限擴大「國家」的絕對性。對外的民族主義仇恨，提供了內部高壓統治的出口。任何一種異議、矛盾或衝突都不是透過理性思辨與民主程序化解，而是提升到國家榮辱與生死存亡鬥爭的層次。

會發生這一波封殺與抵制《南方四賤客》和 NBA 的事件，顯然是因為「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然而，任何一種極權體制都需要人民——包括那些「沈默的大多數」——的支持和執行。

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存有與虛無》強調，人性是在特殊情境中所有的抉擇的總和，即便在戰爭之中也沒有人純然是情境的受害者，勇敢面對或逃離戰場都是個人的抉擇。

這種「基進的自由」也表示在面對極權主義國家機器的時候，有意識或盲目的行動支持、反抗或讓沈默間接成為一種支持，都是個人主動的選擇。

無所不在的網軍或五毛黨顯然是中國義和團的主力成員，他們肆意在各種網路社交媒體帶風向，發動言語和假新聞攻擊。中國義和團在網路外的實體世界也不遑多讓，海外留學生干擾和攻擊圖博人、維吾爾人、台灣人和法輪功人士活動時有所聞。最近他們的「仇恨名單」又增加了反送中的香港人和聲援的國際友人，在各大學活動現場揮舞國旗和播放中國國歌反制，甚至言語辱罵，在台灣十幾所大學內也都發生過撕毀海報和肢體暴力。

這樣的中國義和團勢力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化條件中產生和擴散，也許超出本文所能處理的範圍。問題的複雜程度，如同為什麼一個民族會陷入排他的民族主義集體狂熱或歇斯底里。

上從央視、新華社等官媒，到騰訊、互聯網、微博等網路社群媒體，我們看到的是一言堂式的、無所不在的言論與思想監控、檢查和舉報網絡，早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面向，甚至深入到每一個層級的教學現場。官方版本的共產中國奮起的大歷史敘述，透過綿密的教育和媒體宣傳，成了不容質疑的真理。所有異議的聲音都是背叛國家與民族的罪過，即便是體育和娛樂事業，也都是執行絕對化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

中國如果真的如官方政治宣傳的那樣強大，為何又如此容易被冒犯、受到威脅？中國作家魯迅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敏銳地指出中國人民族性格中的「精神勝利法」，極端自卑又自大，好比他們總是將包括蒙古、滿族等征服者當作自己大中國裡的「朝代」，是中國大歷史敘述「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近日更有中國學者提出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包括英語、德語和法語等歐陸語種，都是中國漢語的方言，台灣的南島民族都被列為中國民族的少數民族，凡此種種。

中國義和團勢力，不過只是這種根深柢固的民族性格的一個外顯症狀。

台灣人對這種中國義和團勢力應該不會感到陌生，類似周子瑜「被道歉事件」和層出不窮的藝人被封殺和抵制，到近日的退出金馬獎，都是最佳印證。「罪名」不外乎是「傷害中國人民情感」、「破壞中國固有領土完整性」、「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等等。

中國早已在台灣社會內部培養出類似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勢力做為義和團勢力側翼。更能透過各家紅色媒體、政黨與政治人物，利用民主程序代理中國進行統戰，向台灣人促銷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和平統一協議、兩岸一家親等中國對台方案。

魯迅在《狂人日記》的結尾透過敘述者發出這樣無力的呼喊，「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本文無能也無意確切估算中國還有多少「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有多少人是或不是義和團，筆者只能就既有的現象和事實提出有限度的分析。

日前《芋傳媒》引述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針對在港中國學生做的調查報告，刊出一篇「反送中 6 成在港中國學生支持獨立調查」，各項數據還包括 37.7% 受訪者不贊成港府的逃犯修正條例，但是卻有近六成不贊成檢方停止追訴抗爭行動。

如何解讀這份調查報告的結果，以及 268 份有效樣本是否足以構成統計學上的客觀性，都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筆者必須指出，不論在統計學上、政治上或主觀感受的層次上，訴諸一種無差別的同質化的「中國人」都是危險的，本質上和本文所談的中國義和團是一體兩面。然而，同樣危險的是一廂情願地對中國未來的民主抱著烏托邦的想像，或幻想。

民主體制不是萬能，但可貴之處在於一種內建的自我檢視與修正的理性機制。

中國義和團的問題，充分顯示現今極權體制下的中國因為欠缺這種機制，因而不斷尋他者做為民族主義情緒的發洩對象。今天可以是維吾爾人、香港人和台灣人，明天可以是美國人、日本人和任何人。

民主體制有其根本的脆弱性，台灣也不例外。台灣對於中國義和團勢力的擴散必須有所警覺，啟動必要的防衛機制。面對中國巨大的威脅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先確認自身的主體性，才有可能走向未來的和平，否則就是一步步走向投降，而放棄自由的投降者是不需要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