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曾在理想中受傷：《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這一代人的故事」

[bs-quote quote=”作者傅榆金馬獎得獎感言全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片，很多人以為是在講政治，但它其實更多是在講青春，青春很美好，但也容易犯錯。我們可能把錯誤的期待投射在別人身上，這有可能發生在人對人，也有可能發生在國家對國家。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總共剪輯了十二個版本，這是非常漫長的一條路。過程中可尚一直想要把我這個作者逼出來，讓我不要只是躲在這些角色背後而已。他逼我出現，逼我誠實地面對這一切。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把我所有覺得害羞、不堪的自己都放進去。

在看完第一支兩百分鐘的版本之後，可尚建議我和陳為廷、蔡博藝好好聊一聊。因為他看到的不只是他們兩位主角，片中還出現了很多台港中的年輕人，所以他好奇的不只是他們兩位，也不只是我個人，而是這些年輕人好像都有一些共通的理想，在這個時段被我紀錄了下來。但是現在，他們最青春的那一段故事已經過去了。他們怎麼看待當時的自己？怎麼看待這段青春？可尚說，這不是他們兩人的故事，也不只是我們三人的故事，而是這一代人的故事。

於是我決定找陳為廷和蔡博藝來看看我目前的剪輯結果。

在那之前，我已經接近一年多沒有好好拍他們了。我感覺到他們變了，不再衝撞了。曾經有一次我分別和他們聊天，問他們為什麼都不去社會運動的現場了？他們不約而同地說，老啦，這很正常啊。陳為廷甚至說，當學生的時候比較有時間啊，但大家不都是這樣嗎？出了社會就要去找工作啊。

我聽了心裡很不是滋味。那我算什麼？我不是早就在工作、早就出社會了嗎？你們真的只是因為當年是學生，才去參加社會運動的嗎？難道真的只是你們一時的熱血，不是信仰、不是理想、不是理念嗎？我非常失落。難道長大人就一定會變得現實、或者趨於平淡？我不甘心，是不是他們忘了什麼，失去了什麼初衷？

所以我一廂情願地想，如果讓他們看看過去的自己，那時的熱情與理想會不會召喚起他們的記憶，讓他們想起自己的初衷？

結果他們看完的反應不如我想像。我以為他們會很感動，會發出一些感慨，但是我並沒有將自己的矛盾與困惑拋向他們，他們有些無奈地回應：「我們現在怎麼想，為什麼要向別人交代呢？」他們甚至認為我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或許是為了打破僵局，陳為廷忍不住說，妳應該要去回顧那些細節，為什麼每個人在當初會做這樣的選擇，並從後來的實踐成果去檢討他的理念價值，這才有意義嘛！

由於與預期的結果有落差，我反過來問他們說：「那你們覺得我呢？」這時我已經隱約意識到，不能只從他們身上找到答案，好像必須要反問我自己才行。這也是受了可尚導演啟發的緣故。

在我出發去給陳為廷和蔡博藝看片子、跟他們討論之前，可尚導演問我：「妳要怎麼和他們聊？」因為我的想法比較渙散，很容易講著講著就不知道講到哪去了。他很擔心我沒有扣在我的核心問題上。

我列出想問的問題，大概都是這段過程裡沒問到的一些細節，例如他們每一次需要抉擇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實際上這些問題比較偏向我對他們的詮釋，有點像是想要證實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可尚看完我寫的問題之後問我，妳真的想問這些嗎？這些事情很重要嗎？妳不是都知道了？

我那時候是以片子製作的實際考量出發，即便我可能知道答案，但我需要向他們證實。他們不說出來，我沒有辦法放進影片中。

但可尚覺得這些太枝微末節了。他問我：「妳到底為什麼要拍這一場？為什麼要去找他們？為什麼要給他們看片子？妳到底想幹嘛？」他溫柔但是犀利地逼問我。

我被逼急了，進入用力思考的狀態。

他換了個方式問：「如果要用一句話，說明補拍攝這一幕的初衷，妳想要說什麼？」

我於是變得很直接：「因為我不知道怎麼ending。」

他回說：「那不就結了？」

他的意思是，這不就是妳的答案了嗎？因為妳在這段過程中付出了那麼多努力，現在卻不知道要怎麼結束──這就是妳現在這個行動最大的初衷。所以妳不能被他們拉走，不能把問題丟給他們。妳要問問自己，到底在想什麼，妳想對他們、對自己說什麼，能不能在這支影片中說出來。重點在於妳自己。

然後我就出發了。

所以那個當下我才會把問題丟回我自己身上：「那你們覺得我呢？」

問題一說出口，我就發現了，原來自己這麼糗，原來真的是我自己不知道要怎麼辦？問題原來出在自己身上。於是我講著講著就哭了出來。

陳為廷與蔡博藝都很傻眼，因為沒有看過我這個紀錄片導演在他們面前哭。雖然我很愛哭，但我從沒讓他們看見我那麼失態的樣子。畢竟我比他們大了快十歲，而且我拍他們的片子很多都得獎了，所以不管是他們還是我自己，都認為我算是滿有能力的呀。

他們應該怎麼也沒有想到，原來，這個大他們十歲、得了很多獎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不知道自己問題在哪裡？他們原來以為我很有自主性、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事，結果：妳不知道怎麼幫片子收尾？那應該是妳自己就可以處理的事情啊。

在我哭出來的當下，蔡博藝反應很快，她立刻說：「快拍導演！快拍導演！」攝影師竟然聽她的話，我沒叫鏡頭轉過來，但鏡頭真的轉過來了。這個瞬間， 我們之間的權力關係反轉了。本來，拍紀錄片的詮釋權在我身上。縱使他們可以和我有些拉扯，有些事情他們可以選擇不讓我拍，可是因為我是紀錄片的拍攝者，最終詮釋的權力還是在我，彼此的關係終究不是對等的。

但是現在攝影機也對著我了，我好像被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和他們站在同樣的位置上，跟他們一起被觀眾放大檢視。那是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時刻，我才不再只是躲在鏡頭後面拍攝他們的紀錄片工作者。我進入了影片。而我也意識到，就像可尚導演先前已經看出來的一樣：這不只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是我們一代人的故事。

當下，我知道這就是片子的結束。

但是當場我還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哭，他們也很錯愕，不知道我到底在哭麼？其實一直到後來，他們都還是很疑惑。我想，當時我是覺得，我們原本不是都懷抱同樣的理想嗎？為什麼你們兩個要一副沒發生過這些事的樣子？他們很困惑地說，是這樣嗎？關於我為什麼哭這件事情，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

不過，我以前作為拍攝者向拍攝對象盜取他們人生的罪惡感，雖然不可能完全消失，卻在這個場景之後，慢慢減輕了。因為我們都是這個故事的一份子，我也把自己袒露出來給別人看。攝影機轉向的那個鏡頭對我有非常大的意義。這是事前完全沒有預期到的。

我在剪接的時候，反覆看了這些素材。越仔細檢視，越覺得這個哭真的有很多層面的意義。我問我老公，因為他也在場，有時候從第三者的眼光看會更準確。他說：「妳這是不是表錯情啊？有點像單相思，有點一廂情願，被逼急了，就覺得委屈。」原來，我自以為我們是一起的，結果卻發現大家根本不這麼想，有種被拋棄的難堪與無地自容。

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只是我一直跟在他們後面，自私地幻想我們要一起去同樣的地方，但其實我跟不上他們的腳步。到了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 我們本來就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去的地方。

這是我哭的最大原因。

本文摘自《我的青春，在台灣》一書。

[taronews-styles book_title=”我的青春，在台灣” book_author=”傅榆, 陳令洋” book_publisher=”衛城出版” book_publish_date=”2019/10/30″ book_cover=”https://cdn.taronews.tw/files/2019/11/10.png” book_link=”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taronews/products/0010837827?utm_source=taronews&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911″ book_link_text=”博客來購書” ext_link_1=”https://www.taaze.tw/goods/11100889862.html” ext_link_text_1=”讀冊生活購書” style=”book”][/taronews-sty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