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起來很正常阿——法庭上專業難獲共鳴的「精神鑑定」

[bs-quote quote=”我們與精神疾病，究竟有多少距離？還是，正因為刻意與之保持距離，才醞釀成衝突？”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九點，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中高分院）刑事庭內，在經過朗讀具結文並簽名後，衛福部草屯療養院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何儀峰坐在法庭正中心，面對三位法官，左側是被告賴亞生及兩位律師，右側是負責起訴的檢察官，以專家證人的身份，針對被告精神鑑定的結果接受交叉詰問。

一年多前，賴亞生因氣憤牙醫診所聯合起來隱瞞妹妹行蹤，闖進診所持刀砍殺素不相識的診所人員，導致兩位女性員工分別受到輕重傷，牙醫師王冠中被害身亡，經過臺中地方法院審理，認為其犯行嚴重，手段兇殘，但經鑑定犯案時受精神障礙影響，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減刑規定，依法不得判處死刑，於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犯案時受精神障礙影響減輕其刑的依據，就是何儀峰的鑑定報告。

從被告思覺失調症病史、案發當天行為的辨識與控制能力、被捕後接受偵訊時的反應、精神鑑定的流程，二審法庭裡的整場詰問，幾乎全由檢察官掌控，對鑑定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

「就我們看這件事，會覺得他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殺人意圖，比較像是不小心傷害致死這樣的概念⋯⋯」程序進行到一個半小時的時候，何儀峰突然說出的這句話，令底下的旁聽民眾與被害者家屬一片譁然，噓聲此起彼落。

在場的人們，從法官、檢察官，到民眾與受害者家屬，難以理解，一死兩傷罪證確鑿，怎麼是一句「不小心」可以帶過的？

隨著連續數年社會重大案件嫌犯疑似有精神障礙，司法精神鑑定逐漸成為各方議論的焦點，在臺中高分院的這個騷動，具體而微展現司法與精神醫學、一般大眾與精神病患之間的扞格。

其中，最難以跨越的距離，就是直觀上賴亞生明明看起很「正常」，並不像小燈泡案的王景玉活在荒謬的幻想中，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

一審判決書中，詳細比對各方說詞，還有監視器影像佐證，賴亞生坦承起訴書的客觀事實，對於犯行也認罪，他於警訊中供稱：「我與受害者是沒有仇恨或糾紛，但是我打電話到診所要找我妹妹時，診所同事會幫忙隱瞞告知我賴麗茜（其妹）都沒有上班該情事，會讓我白跑好幾趟，導致我對賴麗茜同事不滿，我會朝⋯⋯頸部刺殺他們，是因為當時他們都會幫忙掩護我妹妹賴立茜行蹤，我想要殺死診所全部員工，我清楚刺殺頸部動作是會導致人員死亡⋯⋯」

當天他由大樓警衛口中問出妹妹其實有來上班，證實同事的掩蓋欺瞞，接著上樓對櫃檯小姐佯稱要拿東西給妹妹，從背包取出折疊刀，乘其不備持刀猛刺，慘叫聲驚動其他人出來查看，接連刺傷另一位女性工作人員與奮勇上前的牙醫師，接著敲廁所的門，待躲藏其內的工作人員開門，讓他確認妹妹並沒有在裡面，就此停手，並在警察趕到當下，不願棄刀，期待在衝突中使警方開槍，達到結束自己生命的目的。然而，在辣椒水的噴射下，他的眼睛瞬間睜不開，刀從手上掉落，趴下就逮。

檢察官強調，被告可以先跟門口警衛探查妹妹的確在診所內，等待時機才從包包裡抽刀砍人，且並非不由分說亂砍一通，當發現廁所裡沒有其妹行蹤，其內工作人員也未展現阻擋姿態時，停止攻擊行為。整個過程可以看到，從刺殺的動機、時間與地點，被告皆能選擇、等待與判斷，在事後的偵訊期間，也能清楚回覆問題、交代犯案過程，並沒有出現幻聽幻覺、自言自語等「正性」症狀，表達與理解能力幾與常人無異。

言下之意，鑑定報告所稱賴亞生受「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影響其辨識與控制能力，顯然是說不通的，被告犯案當時就是一個正常人，該為其殺人及傷害罪行付上完全責任。且由被告病歷顯示，從二○一○年到二○一五年維新醫院開立的抗精神病藥物：氯氮平（Clozapine）劑量只有二十五毫克，且到了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就已停藥，醫師建議「支持性心理治療」，至案發當時已兩年多沒有吃藥，其身障手冊也被註銷，顯見其病情穩定，甚至還可以出國打工度假，這不大可能是一名嚴重精神病患可為。

「這邊有個陷阱，Clozapine 的副作用很大，會造成癲癇和白血球下降，雖然劑量偏低，但會使用這個藥，大概是最後一線的選擇；而身障手冊的取消也不一定代表病情好轉，對很多病人來講這還是一個標籤，可能怕受歧視或對就業有影響而放棄申請；而據我了解，被告因為疾病幾乎沒辦法有穩定長期的工作，出國是家裡提供並非自己能力，並與老闆衝突、出現妄想，品質跟內容都很有問題，並不能算是一個工作。」

何儀峰以專業意見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並一再重申他的鑑定結論，依據被告近十年來的病歷資料以及面對面的會談過程，賴亞生對人事物的關聯性容易產生扭曲解讀、邏輯性與現實感差、想法固執，以致驟下結論，有將妄想變成行動的傾向，而其妄想的核心就是妺妹。

從要當點傳師跟希望妹妹回家，以及對妹妹的憤怒到要殺掉她，陳述的原因跟憤怒程度兩者並不相等，中間的跳躍已經超出常理，但當沒有觸及與妹妹相關的議題，片段的行為包括知道刀要藏起來、誘騙被害人、描述計畫細節的能力皆未脫離現實，但動機的起源：對妹妹的憤怒，是他固著的核心，不滿的情緒逐步累積滲透到妄想裡，以致於要拿刀教訓掩藏其行蹤者。

儘管何儀峰試圖用盡量淺顯的方式，說明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的特質，不易一下子就能從外觀察覺，不像其他的退化型、僵化型等類型，可以明顯從自言自語或呆滯的表情辨識出來，但整場近三小時的詰問過程中，除了檢察官懷疑鑑定結論背後的依據、法官對其解釋直接表示「聽不懂」、旁聽民眾為其陳述時而發出的訕笑與騷動⋯⋯整個法庭對司法精神鑑定的不理解與不信任昭然若揭，何儀峰只能坦言精神鑑定的限制，在案發後經過數個月回推被告當時的精神狀態，一定有其極限。

本文摘自《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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