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高榮志，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陳師孟約詢法官，有沒有侵犯司法獨立？」真的要好好探討這個問題（姑且稱之為「第 0 層次」），應該再把問題細分一下，第一層次的問題：監察委員能不能約詢法官？過去有沒有監察委員約詢法官？有沒有什麼限制？第二層次的問題：監察權該如何設計？司法獨立和課責性的制度該如何設計？第三層次的問題：陳師孟能不能約詢唐玥？
第一層次的問題，看似陳師孟引起的最大爭議，其實卻是最沒有爭議的地方。監察委員當然可以約詢法官，過去監察院也一直在做這件事。約詢法官最典型的限制，就是還在偵查中或審判中的案件「應儘量避免」（《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
法律上，監察委員啟動調查，約詢法官（這裡指的就是「約詢」法官，或者說是「開始調查」法官、或某個司法案件），看不出憲法有什麼限制，法律也找不到有什麼明文禁止的規定。
實務上，過去被監察委員約詢的法官大有人在，不管是因為操守的問題，還是因為監委覺得是冤案要進行調查。當然，涉及法官操守被監委調查，大家比較不會有意見，至於所謂「冤案」，有時候就見仁見智，監委覺得是冤案，法官或許並不這樣覺得。這時當然就會有一些反彈聲浪，批評監察院是「第四審」、「侵害審判核心」的說法，也就會一直跑出來。不過儘管罵來罵去，似乎沒有聽過連「約詢」或「開始調查」都不行的。
當然，這種對法官進行約詢和調查不會被罵、只會在「是不是冤案」上面吵來吵去的，通常都是已經判決確定的案件。不過，如果膽敢有監察委員對偵查中或審判中的案件出手，通常會被審檢批評的體無完膚（例如李宗瑞案），在輿論上大概也討不了便宜去。不過，《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有一個算是監察院自己制定應該尊重司法權和偵查權的內規，除非承辦的法官或檢察官有「貪污瀆職」或「侵犯人權情節重大」，在案件還沒偵查或審判結束之前，監察委員應該儘量避免介入調查案件。
除了前述之外，這次陳師孟約詢法官事件，其實還扯出了另一個好問題：監察委員能不能調查法官的「法律見解」？司法界雖然不斷高舉釋字325號解釋來捍衛，然而，這本身就是一個弔詭的問題。監察委員沒有約詢或調查「之前」，怎麼知道這是究竟是一個「單純法律見解」的問題？或者也算相對單純是一個「太有創意的超越法律見解」的問題？亦或是一個仍算是相對簡單、雖然絕對會大家被唾棄的「貪瀆所以歪曲法律進行審判」的問題？或者根本是一個很困難、短時間內顯然無解「司法害怕／尊崇有權者的司法文化」問題？
這個「弔詭」，其實從法官協會的聲明要求陳師孟「『有義務明確說明』其約詢法官的目的及調查範圍為何？」的措辭用語，大概就可以約略解讀的出來。筆者實在很想問這些法學素養深厚的法官們，陳師孟「有義務」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就算我們承認依據釋字325、甚至依據現行的《法官法》，任何人、任何機關，都不能針對「法律見解」對法官進行監督與課責（或許陳師孟就是想挑戰這個？），那也必定是（監察委員或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調查之後的結論，而不會是限制有權機關開啟調查的依據。
法官協會的聲明對陳師孟的呼籲喊的大聲，其實也就是大聲而已。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作者：Venation
第二層次的問題，監察權制度在各國所在多有，日後要直接廢除監察院（將監察權回歸國會行使），或是要將監察院轉型成國家人權委員會，其實都是可以討論的制度走向。至於對法官的監督課責制度，究竟要透過監察權、還是要由法官評鑑委員會、還是要由司法自己內控即可，也都是可以討論的制度設計。在這邊點出這個問題，是要特別指出，很多人把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問題混在一起講，最後如果變成是泥巴仗或口水戰，對於我國法治的深化，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也浪費了一個好的討論時機。
例如，有政治人物說監察權是我國所獨劊的奇怪制度，其實隨便 google 一下就知道，世界各國老早就有，瑞典 1809 年就有獨立監察使的制度。我國所獨創、而且奇怪的，是取消了、限縮了國會的調查權，全部由監察委員獨享。政治人物夸口大談早該廢除監察院的同時，不知道有沒有想過日後可能會由立法委員來行使這個權力，依我國國情，是不是會更合適呢？
其次，讓人很生厭的說法是，把監察權講的好像有什麼通天大權，碰觸一下司法就會造成憲政災難。事實上，任何確定的終局裁判要被變動，不都是透過法院開啟再審，或者是檢察總長開啟非常上訴、再經最高法院准許嗎？司法翻案的權力都在法官的手裡，不是嗎？再說要對法官有終局的懲處，不都是要透過《法官法》所設的職務法庭嗎？不也是由法官所合法組成的法庭嗎？難道，稍微碰觸一下司法，司法就會弱不禁風般倒塌？
事實上，我們可以主張監察院應該廢除，但是這個與監委能否約詢、調查無關。我們可以呼籲監察委員行使職權，應該遵守大法官解釋、《法官法》現行的限制，如果有可能涉及「法律解釋」的審判核心情形，應該要小心區辨、謹慎迴避，甚至應該自行終止調查結案。而不是動不動把人家就冠上「司法第四審」的封號。 對於司法權的監督要內控或外控，各有一定的優點和缺點，也是互為優點和缺點。內控的好處是「大家都是內行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審判的過程是不是哪裡怪怪的，也都身處在同一個工作環境裡面，彼此的素行也都略知一二或打聽的到。
缺點就是容易官官相護，司法圈鄉愿也不是什麼新聞了，真正要懲處或淘汰時常會有人情壓力。外控當然比較不會有拖泥帶水、綁手綁腳的問題，不過當然也有司法受到外部不當干涉的疑慮。
或許，陳師孟要質疑或挑戰的，正是現制下聊備一格的法官監督評鑑機制？如果歷審都覺得唐玥的裁判太過誇張，也都直接廢棄她的法律見解，司法內部有沒有什麼應該進行的內控機制？這裡講的甚至可以並不是任何的行政懲處，哪怕是一個檢討報告、分析報告、或是受矚目案件裁判分析、受外界批評案件的再檢視，現行制度下似乎也都在「審判獨立」的大旗下消失無蹤。自律機制的缺乏或不彰，自然就會導致他律機制的興起。
最後，第三層次的問題：陳師孟能不能約詢唐玥？這裡要討論的就是「這兩個人」，以及台灣社會下的「具體脈絡」，怎麼來看待和評斷這個事件。而不只是第一層次法律規範面、執行面，第二層次立法論的問題。陳師孟當然有權力約詢唐玥，理由就如同第一層次問題所提。就一個確定的案件，就一個監委法定的調查權、實務上也不斷在實踐的調查權，我們實在看不出來陳師孟應該被禁止行使、或者說唐玥應該被特權豁免調查的地方。
就唐玥而言，她如果覺得陳師孟的這個舉措，有政治追殺的嫌疑，或者是有侵害到司法權的核心領域，在程序上，她應該要聲請陳師孟迴避，理由可以是基於陳師孟過去的言行或舉動，認為可能有偏頗而無法進行公正調查之虞。在實體上，她更可以主張這就是她的法律見解與心證確信，勇敢捍衛自己審判的核心領域，要求監察委員在進行調查的時候，要注意釋字 325 的意旨，或謹守現行《法官法》的調查範圍。甚至，還可以此為理由，進一步地拒絕約詢，正面與監察調查權起衝突，先行訴諸一個可能「司法救濟」的程序。
這樣的圖象，才比較是符合我們心目中理想法治深化的司法圖象。而不是只停留在「第 0 層次」的抽象、無交集的爭辯，或是訴諸媒體，停留在兒戲般的聲明互罵、義氣互挺式的連署支持，甚至進而有意無意地搭配選舉時程發酵，或是迎合著政壇上政治勢力角力的合縱連橫。
陳師孟「惹出」的一堆問題，其實都是一些好問題，可以深化我國的憲政與法治。我們更期待的是所有的政治與法律人，尤其是法官協會這些高度象徵司法形象的團體，能夠好好回答這些憲政司法問題，就像法官寫一份裁判書或釋憲文一樣，可以永世流傳，而不是其它狀似想避開政治、卻反而更像施展政治手腕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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