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外部行為由內部思想決定，所以一個人的言行舉止反映的是個人的意識形態。
所以，每個人都有意識形態，所以把問題歸咎於某人的意識形態是推卸責任的說法，因為大家都有只是不盡相同，沒有意識形態的人除了死人就是活死人。
在媒體上看到衝突的兩張照片，同樣都是用額溫槍量體溫的動作，蘇貞昌就真的指在他的光頭上，而習近平卻是抵著掌心。
這樣的差異是中国與台灣意識形態的截然不同，習近平與蘇貞昌都是國家機器的具現化或擬人化；但蘇貞昌是透過民主機制選出，是人民意志的展現，而習近平是帝制是党先於国的一党專制領導人。
《用額溫槍抵著額頭量體溫》這個動作是由『槍』、『抵著頭』、『扣板機』（按鈕）構成，是帶著死亡威脅及挑釁共產党權威。
外面的人看到的符號就會是該名醫護人員拿槍抵著中国国家領導人習近平的頭。
但現場要拍照紀錄發表媒體，『量體溫』是皇帝展現親民與“沒有特權”的舉動不得不做，於是聰明的領導人才會指示折衷辦法——量手溫。
這畫面對於非活在獨裁國家的人來說異常荒謬，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而言是明哲保身唯一方法——聰明的、出頭的、憐憫的、善良的、無辜的都不長命。
毛澤東統治的時代，你手上的《毛語錄》毀損，抑或鄰居、家人、朋友舉報讀了非官方認可的書、或對毛主席像有任何不敬都會招來殺身之禍。
當人民萬眾一心表現愛党愛国，無非是深怕自己被鬥死被勞改才導致的民粹情緒高漲。
當時有關係的人甚至共產党官員把銅器融製成《毛主席徽章》別在身上，以證明自己熱愛共產党保全性命財產，與識別與他人的貴賤高低。
那時候的『徽章』就如現在的『口罩』是比鈔票更容易流通的《硬貨幣》。
《四人幫》的江青利用文革趁勢搜刮政敵與商人的財富，因而收藏到各式各樣精緻的毛澤東徽章，彷彿自己是戰功彪炳的將軍——每一枚徽章代表一條生命的折損與家庭破碎。
口罩、額溫槍、徽章都是客觀存在的物品，但對主觀意識相異的人就產生不同的符號意義。
經歷過中華民國国民党高壓統治的人也經歷過，在課本上塗鴉『蔣公遺像』與不對『國旗及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會遭到怎樣的報復。
遺像、國旗都是沒有生命的物品，而活著的人民不對它進行崇拜儀式卻得遭受懲罰，這就是威權體制意識形態的外部表現。
過去的台灣曾與現在的中国這麼“靠近”，但還好台灣有了民主與自由。
慶幸我們投票選出來的政府是可以拿著額溫槍抵著額頭量體溫，非但不會被批鬥檢討，量完行政院長蘇貞昌還會跟工作人員說謝謝。
而中国是党的領導凌駕一切，什麼醫護專業都是其次⋯⋯
如果有人要替習近平開脫說：「那是醫護人員連額溫槍都不會用！」
這也難怪《武漢肺炎》在中国的疫情會失控成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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