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李尚仁，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發源於中國並從武漢爆發擴散的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簡稱COVID 19，台灣俗稱武漢肺炎），最近造成歐美疫情的爆發，尤其歐陸似乎成為新的疫情中心，隔海的英國也無法免於衝擊。三月十二日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發表其防疫方針，卻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只英國媒體多所質疑，連台灣媒體都出現討論與抨擊的聲浪。
因為相較於歐陸多國的強力作為，英國政府並不禁止大型聚會或體育賽事，也不停課。相較於韓國大規模的檢測，英國政府並不打算對輕症的疑似個案進行檢測，只請他們自行在家隔離。
首相強生一句「許多家庭將提早失去摯愛之人」引發熱議，接著首席科學官瓦朗斯（Patrick Vallance）在其他場合接受訪問，提到「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一詞更激起爭論與批評。
有媒體宣稱英國政府要以達成群體免疫作為防疫策略，更宣稱這過程會死幾十萬人。
台灣的評論更有各種誇張說法，說這是「佛系防疫」，甚至還有陰謀論說這是要清掉老弱人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
一個醫學研究發達、有反對黨和媒體監督的議會民主國家，有可能這樣做嗎？
其實只要不聽信二手報導，直接閱聽英國首相的聲明就會知道，他根本沒提到「群體免疫」一詞，遑論以此為目標。
他反而一再強調英國政策是根據現有科學證據針對現況所擬定，且會隨著疫情發展隨時調整。
記者會上首席科學官的簡報則強調目前的作法是要讓疫情的上升曲線趨緩，要防止病人數量快速暴增而壓垮醫療體系。他也提到不可避免有人會受到感染，而完全無人感染也不是件好事，因為預估疫情不會很快結束，有些人有免疫力，日後比較不會出現疫情反彈感染人數暴增，尤其不希望冬天流感季節出現這樣的狀況。
瓦朗斯在記者會上也沒有使用「群體免疫」一詞。他是後來在接受天空新聞（Sky News）等媒體訪問時，提到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至少要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受過感染，英國社會才可能對這個疾病產生群體免疫。結果這個其實是科學評估的說法，就被誇大變成英國的政策就是故意要讓百分之六十國民在一年之內染病達到群體免疫的目標。
媒體報導為何如此離譜？
有人指出中共最近的大外宣，除了宣揚中國抗疫有成並刻意誇大其他國家疫情嚴重性與防疫無能，以轉移之前中國政府隱匿疫情釀成大禍的責任焦點。不過注意一下相關報導，就會注意到一開始就有些英國媒體抨擊政府作法和 WHO 的建議不同步，更抓住群體免疫這名詞做文章。這是因為強生是個具有魅力但高度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他講話具煽動力且強力推動脫歐，常引起兩極情緒，故不少媒體對他敵意甚高。
至於英國和台灣做法差別那麼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台灣目前疫情嚴重程度低很多，仍有醫療資源餘裕採取高規格防疫作法。相較之下，瓦朗斯記者會上表示雖然英國確診只有五百九十多人，但估計感染者已有五千人到一萬人之譜。換言之，已有遠高於確診人數的隱藏社區感染。因此英國的防疫已經從防堵轉變為減緩疫情的階段。
目前另一個爭論焦點是會有「群體免疫」嗎？冠狀病毒感染能像打疫苗那樣產生有效的免疫力？不會二次感染嗎？
關於二次感染的說法，先前中國雖有所謂「復陽」的說法，日本也有一例導遊康復後二度感染的報導，但這都是零星個案報告，醫界對此現象仍存疑，有些案例不排除是檢驗結果偽陰性造成的誤判。《衛報》訪問的一些專家認為感染過冠狀病毒還是會產生免疫力，只是免疫時間長短以及完整或部分免疫的免疫強弱問題。
此外，確實有些專家認為在進入全球大流行之後，現階段只能寄望群體免疫了。例如香港微生物學教授袁國勇在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就宣稱，等七、八成的人口出現抗體大流行才會停下來，而這需要幾年的時間。而現在能做的就是將人群的感染「攤分開去兩三年，我們的醫療系統，至少不會癱瘓」。袁國勇建議「科學要從悲觀中學會樂觀」，而一般人則是做好防護，正常上街社交，過正常生活。
強生政府的防疫策略在英國也有許多學者質疑，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的主編和兩百多位各領域的學者就連署表達疑慮，並要求政府公布政策制定所根據的流行病學模型。不過有趣的是 BBC 的報導特別指出，連署者專長從遺傳學到數學都有，但沒有流行病學專家。我們要怎麼看這樣的爭議呢？由於這是個新興傳染病，在科學上還有許多未知之處，學術界看法出現分歧與爭論是正常現象。歷史上哪個新興疾病出現時不是如此？
有媒體乃至醫界人士指控英國政府是在大膽豪賭？表面看是，但我懷疑這種指控。瓦朗斯是醫生，任職政府前曾領導大藥廠GSK（GlaxoSmithKline）的新藥開發部門，對於疫苗與新藥開發的速度與困難應該知之甚詳，會把這方面的現實評估納入政策制定考量。
首席醫官惠提（Chris Whitty）則具有傳染病研究跟公共衛生專長，曾經領導比爾蓋茲基金會一個金額龐大的瘧疾研究計畫，也曾主導英國協助西非獅子山共和國伊波拉疫情的防治工作。非洲的瘧疾防治涉及到考量生態環境、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以及嬰幼兒感染的高死亡率和存活下所帶來的部分免疫力保護等複雜問題。
網路上可以搜尋到惠提的演講影片，檢討過去瘧疾、麻瘋病、絲蟲病等疾病撲滅計畫的失敗原因和風險，顯示他是個思考相當全面而細膩的科學家。起先我懷疑英國這樣的政策太依賴流行病學的模型預測，但惠提這場演講的重點之一，就是指出對模型預測太樂觀會帶來的風險。因此我不認為這樣的科學家會提出一個豪賭的防疫策略，而更傾向認為英國的防疫政策應該是考量現實狀況與資源限制所提出的做法。
英國策略雖然批評者眾，但在學界也有支持者。哈佛大學流行病學教授荷南（Miguel Hernán）就推文表示，發展疫苗又緩不濟急，歐盟和美國目前的封鎖作法經濟代價巨大難以持久；放任疫情發展會壓垮醫療系統；封城再解除加上保持社交距離的做法很可能會失敗而又要封城，經濟代價同樣承受不了。荷南認為類似英國那樣分級封城，隔離風險最高的老人，讓年輕人與小孩先發展出群體免疫，再慢慢解除老人的隔離，會是代價最低效果最好的做法。
確實，瓦朗斯在說明為何不停課時就指出，小朋友不上課但父母還要上班，很多家庭就會請祖父母幫忙帶小孩，但小孩不可能放十幾星期的假都不出門玩耍，結果反而會讓重症風險最高的長輩曝露於感染風險。關於人類能否對 2019 冠狀病毒發展出群體免疫的問題，荷南則持相對樂觀的看法，理由是過去引起一般感冒的四種冠狀病毒，感染後都會產生免疫力，且免疫力持續的時間比流感還長。
英國政策讓人詬病的是不禁止大型集會和娛樂活動，但筆者在英國的朋友卻注意到，首相公開宣稱「很多人會失去親人」讓英國街道冷清不少，使得原本不太理會政府勸導的人乖乖避免上酒吧等社交活動。另一方面，許多運動協會與劇場也在沒有強制命令下自行取消比賽和演出。
或許記者出身的強生是故意語出驚人來達成預期效果？
強生說英國政府防疫政策會隨情勢與科學證據而改變，而這星期英國政府就提出更嚴格的隔離防疫政策。《衛報》報導這是因為倫敦帝國學院與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校的研究團隊分析最新資料，指出義大利疫情對英國的衝擊高於原先的估計。
當然，這並不表示英國的防疫方向就會成功，面對新興傳染病，所有的防疫計畫都有可能失敗。疫情還在延燒，各國作法優劣成敗如何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但我懷疑如果英國防疫失敗，原因不會是上述政策太冒險，而是他們早已捉襟見肘的健保體系以及近年因撙節政策而受到削弱的社會安全體系，會無法有效執行防疫作為。
英國防疫另一個重大差異是沒有強制禁止聚會和關閉公共場所。記者問強生為何不動用手頭上所有的權力時，他回答：「我們是個長大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衛報》政治評論者佛利德蘭（Jonathan Freedland）宣稱這是英國政治傳統，強生並沒有下達斷然關閉餐廳酒吧的「拿破崙式的詔書」（Napoleonic edict），而是採取典型英國式的「被動攻擊」（passive-aggressive）方式。
這次疫情顯示，即使各國對病毒都有相同的知識，但仍各自採取差異不小的防疫作為，再次顯示防疫是脫離不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與歷史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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