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賴怡忠，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最近美國川普政府接連提出對中國的重要政策與戰略演說。五月二十五日國安會發布「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路徑」（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六月二十四日國家安全顧問在亞歷桑納州鳳凰城發表「中共的意識形態與全球野心」（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and Global Ambitions），七月七日，美國調查局局長Christopher Wray在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中國與中共對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之威脅」（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演講。
七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針對南海發佈「美國對南海海事主張之立場」（U.S. Position on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七月十六日美國司法部長William Barr在位於密西根州的福特總統紀念館針對中國政策發表演講。同日白宮首席科技政策顧問Kelvin Droegemeier在福斯新聞網上發表「中國的偷竊與顛覆威脅美國科學研發、健康與國家安全」的專文。七月十八日美國國防部長Mark Esper在其就任週年細數其成績單的演說中，也「順帶」提到中國就是美國首要的戰略競爭者。在一個半月內美國政府五大部門接連針對中國發表重大政策聲明，可說是前所未見。
雖然有人認為這是川普政府打算打中國牌的選舉操作，但這些演說的政策內容也標示著重大的態度轉折，如果再看到這段期間包括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的對中政策變化，以及更早些時候北約秘書長的新宣示。大概可以嗅出美國正在重新建構一個針對中國的戰略對抗全球結盟，新的冷戰結構正在形成中。
美中競爭不再只是國際對抗
自從2017年底美國發布國家安全戰略，以及2018年美中貿易戰隨之開打後，大家逐漸認識到美中是處於戰略競爭狀態，即便有所謂的合作，也是競爭高於合作。但對於競爭的本質，則多還停留在這個競爭關係是個「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強權（美國）面對崛起強權（中國）的競爭關係，或是這就是兩個強權的地緣戰略對抗。如果認為是前者，問題就會在於守成強權如何調適自身以適應新起強權，因此問題在於如何讓美國不會因為畏懼而發動預防性衝突來遏止中國崛起。
對於這個認知，美國川普政府一直有意識地提出反駁，認為美中關係不存在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國力與美國還有相當差距，反而中國是持續透過有計畫的國家偷竊、強迫技轉、對美國社會發動銳實力作戰及其他諸多犯罪性作為來取得優勢。
從「修習底德陷阱」在美中關係論述發酵的時序也可以發現，遠在Graham Allison2016年那本《注定一戰》發表前。習近平從2012年快要上任前，就開始多次提到中美關係就是崛起強權VS.守成強權的動態關係，即所謂權力轉移理論討論的經典事證，可能會有修習底德陷阱問題，因此提出為了避免修習底德陷阱，應為此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由於修習底德陷阱把發生衝突的責任多放在守成強權身上，因此習近平多次引用並散布這個理論，實際上是暗地指控美國需要作出調整，並把發生衝突的責任歸屬放在美方，中方對此無須負責的用意。這也難怪川普政府官員會多次強調以修習底德陷阱描述美中關係並不恰當。
但如果認為美中競爭關係是屬於一般性地緣對抗（後者），則其他國家就會想要如何避險，以避免自己在美中兩隻大象打架時被殃及池魚。代表性的說法來自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去年在香格里拉會議演說，以及今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的文章〈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雖然沒有直接指責誰在破壞現狀，但這些說法則是認為美中競爭與自己無關，明哲保身之道是與美中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但因為將競爭關係視為狹義的軍事對峙，因此美中等距論實際上等於拒美論。而這個論述又對經濟競爭視為對自己利益的侵害，因此會將美國種種在經濟結構重整、科技保護、標準制定等反制中國的措施，視為破壞經貿互賴與全球化的問題而強力反對。導致這個貌似中立，美中都不選邊的作為，實際上反而導致多所反對美國主張，但對中國作為卻予以背書的結果。
當美國在三年前提出美中處於戰略競爭關係，中國是個改變現狀的強權，美國必須改變過去四十年的對中政策假設時，美國內部的建制派對此沒什麼反對意見，頂多在去年出了一篇〈中國不是美國敵人〉的百人聲明，但美國戰略社區以及兩黨已經建立對中國要改弦更張，與中國要全力對抗的共識。
反而在歐洲與東南亞等國家，對這個意見卻是強力抗拒。不管是出於對中國經濟依賴過深，還是對川普總統缺乏信任之故，東南亞對於印太戰略、歐洲與於對中展開戰略競爭的定位是相當遲疑的。直到去年七月東協也提出自身的印太觀點，正式承認印太戰略，以及去年三月歐洲提出歐盟對中戰略新定位，提到中國既是歐洲的合作夥伴（例如氣候變遷）、競爭者（經濟），以及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後，這兩個區域才算勉強「上車」。
但這兩個月來美國五大部門的演講明確地強調中國在價值體系不僅與美國不同，還有意對外輸出以貶低民主體制的正當性。而且中國不僅持續以國家之力系統性偷竊及掠奪美國的知識資產，還肆意破壞美國民主自由，利用壟斷市場以恐嚇與買收美國傳媒及內容生產，意圖在意識上對民主價值與自由的理念消音。因此與中國的對抗的本質就不是強權的大國競爭，而是明確的價值對壘。是否與美國合作對抗中國，在此也變成了無可迴避的價值選擇，不是攸關利益多寡的損益平衡估算。
如果還是以「修習底德陷阱」理解美中關係，或是將這個競爭視為與自身價值及利益無涉的大象打架，很可能忽視了這個對抗的本質與激烈性。這兩個月美國五大部門的對中政策演說，組合起來非常類似當年邱吉爾的鐵幕演講。給這個對抗關係提出了價值定位，使這個競爭類似新的冷戰態勢。
有趣的是，當那些美國學者提出〈中國不是敵人〉的公開信，要求川普政府對中政策改弦更張，但當川普政府提出美國與中國不是敵人，但與中共代表的意識形態會對抗到底，國安顧問Robert O’brien更提到習近平就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是個類似史達林的獨裁者後，這些主張「中國不是敵人」的學者們，卻對於中共是不是敵人這個主張完全緘默。這個沉默實在極為刺耳。
印太海洋勢力與歐亞大陸勢力的對峙格局
因意識形態對壘使得這個競爭關係出現冷戰的新格局。2017年後美國積極發展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為核心的印太戰略，在2019年澳大利亞與印度選舉後，四方安全對話路線在四國內部都被接受而大致底定，今年印中衝突更讓印度對於2018年以來的和解路線大失所望，印中關係更出現全面重整趨勢。
香港國安法問題則是另一個導火線。這個問題的發展已經如同當年的柏林危機，正式宣告冷戰對抗的開啟，也同時讓同屬當事人的英國再審視對中關係以及對港政策。不僅使倫敦逆轉對華為的態度，也讓五眼聯盟成為西方對港應處作為的新核心。現在對中態度相對明確的就是（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與（美英加澳紐）五眼聯盟，這個新「五四」把美、日、英、加、澳、紐、印結合成七國連線，日後抗中合作很可能會以這個新型G─7為核心而發展。
此外，北約秘書長在六月八日演講中提到要建構北約2030戰略構想之演講，也提到發展北約在印太的角色與作為。而除了北約以外，法國在2018年也發表了自己的印太策略，強調自己在印太區域擁有領土、百萬國民與駐軍，因此也是印太國家。越南雖然不願單獨對抗中國，但面對中國威脅，對於美國印太戰略一直高度肯定，並積極尋求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
越南在2019年十二月公布的國防白皮書，就改變自己過去不建立軍事同盟、不加入聯盟以對抗第三國、不提供外國軍事基地的「三不政策」作出調整，除了提出第四不（不尋求武力解決爭端）外，還加上一個「彈性」。這個視狀況可以調整的彈性相當於可以大幅改變前四者的帝王條款，咸信與越南對印太區域出現新對抗與新結盟態勢下而萌生的新體認。
除了東南亞與歐洲部分國家對抗中的態度還是相對猶豫外，圍繞著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以及英國五眼聯盟為基礎的抗中連線正逐漸成形。對此中國也在拉幫結派，除了2014年利用歐洲對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展開制裁而出現中俄合作外，日前中國與伊朗的能源協議，標誌了中國與伊朗戰略合作的日益緊密。雖然中國在東南亞有諸如柬埔寨、寮國，在南亞有諸如巴基斯坦、在南美洲有諸如委內瑞拉等國會比較支持中國，但北京面對抗中連線的主要戰略夥伴還是俄羅斯與伊朗（即便俄羅斯與中國還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標分歧與互信問題）。中─俄─伊朗的合作軸心也悄然出現。現在呈現的是印太與大西洋的海洋勢力，對抗中俄伊朗的亞陸強權，呈現出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國際海洋聯盟，對抗亞洲大陸三國軸心的態勢。
台海／台灣是新冷戰的戰略中心點
現在的新冷戰與1950─1990四十年的美蘇冷戰相比有幾個不同之處。
首先，過去美蘇冷戰的主要軍事對峙發生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沿著兩德交界之處。美國有北約，蘇聯則組織了華沙公約組織以對抗。現在的主要對峙點是印太區域，特別是沿著中國周邊的海洋（東海、台海、南海），以及中印的陸地邊界。但基本上是以西太平洋為主要對峙區。
其次，美蘇當時經濟沒什麼交集，對蘇聯制裁傷不了美國，但也對蘇聯一時起不了太大作用。現在美中互賴緊密，對中搞經濟制裁肯定對北京殺傷力驚人，可是自己也一樣會去掉半條命。
第三，過去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因美蘇對抗而沒有太大作用，但非政治性的專門組織卻因被當成是培養兩大陣營合作的搖籃，在雙方各讓一步下而有諸多作用，對於當時國際防疫脫飢等議題居功厥偉。現在中國對國際組織滲透力驚人，利用聯合國專門機構為自己的國家利益服務，導致國際組織的專業性因政治化／中國化而被破壞殆盡，今年世衛組織對武漢肺炎疫情荒腔走板的應對就是一例。
第四，過去的意識形態對抗是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現在卻是自由民主體制對抗科技極權體制（中國所謂的舉國體制因而有制度優勢）。
更需注意的是，新冷戰的中心點就在台海／台灣，而且這不僅是地緣意義上的中心對抗，也是價值意義上的中心對抗。台灣結合了華人社會與民主體制，恰恰彰顯了北京華人社會獨裁體制的問題，直接否定北京舉國體制優勢的謊言，也因此更成為中共欲除之而後快的敵對勢力。
這個對抗基本上很可能會形成保障台灣安全的有利國際結構，包括美國對台灣安全承諾的作法，也會由過去的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但也因此會讓台灣動見觀瞻，自由度會受到一定限制。但這反而也可能讓台灣出現前所未見的影響力與對全球矛盾的洞察力。如果以過去自認為是可能麻煩製造者的戰略管理作為，就只會故步自封，不僅讓自己動輒得咎，還不時處於被美中同時推擠與質疑的漩渦，但主動作為，是自己為這場大博弈中的關鍵棋手之一，出現新的機運就會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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