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如果瞭解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30年前從政的初衷，就應該不會懷疑他是否將繼承前任議長柯佳洛的遺願，不顧捷克總統和行政部門官員的反對，也不在乎中共官員的公然恫嚇，必然會訪問台灣。
韋德齊9月1日在立法院演說時，以「我是台灣人」做為結尾，贏得眾多台灣人民的讚賞，但他告訴中央社記者，他認為自己8月31日在政治大學的演說好得多，因為內容提到更多對台灣與捷克都很重要的事。
韋德齊在演講中披露，他在共黨高壓統制時期，跟多數捷克民眾一樣忍氣吞聲，不敢公開批評時政，但當捷克在1989年11月經由絲絨革命獲得民主與自由，他隔年便開始從政，起初是擔任小鎮議員，重要的是，他當時便立誓「絕不再被動、順服」。
他告訴自己再也不要「不拚搏就承認失去自由」，也絕不會接受任何足以削弱捷克獨立性與主權或是有損世界任何地方自由與民主的建議。他說，「既然發了誓，就要信守，而行動是最好的語言，因此我來到台灣，站在各位面前」。
這篇透過網路直播的演說，在捷克國內引起許多共鳴，許多人報以熱烈讚賞，其中包括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曾任首席副總理、外交部長等職務的捷克眾院議員施瓦茲柏格（Karel Schwarzenberg）在臉書發文說，他很少稱讚國內政治對手，但他承認自己對韋德齊在政大的演說感到興奮。
捷克民主領袖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出任總統之前，曾於1990年2月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施瓦茲柏格說，哈維爾擔任總統（1993至2003）以及他在美國國會等地發表演說那些年，政治曾讓他感動，而從那時候以來，他首次有這種感覺。
施瓦茲柏格說，他向韋德齊鞠躬致意，並說每個捷克人都該讀韋德齊的講稿。
韋德齊這篇演說全文的英文譯本，經過捷克漢學家確認之後，由中央社譯為中文：
親愛的女士們、先生們，（中文）大家好！
真的很高興有機會跟我的同事們一起，造訪你們的寶島（Formosa），你們美麗的島嶼，你們的台灣。因此，我想要熱情地特別向所有住在台灣的人民致上問候，並且對你們說，你們為了發展你們美麗的島嶼以及你們的自由和民主所投注的力量、勇氣與能量，讓我感到無比欽佩。
同時，我想在演說一開始，提起另一件讓我感到非常遺憾的事。我遺憾沒有任何捷克參議院議長更早就來台灣訪問，我遺憾在我們首位以民主方式產生的總統哈維爾造訪台灣並發表演說之後相隔16年，才有捷克參議院議長來到台灣和這所大學訪問。
但我為捷克方面的耽擱做了一些補償，也就是以在任政治人物的身分來訪，而且此行獲得我國國會上院，也就是參議院的支持。參議院是捷克民主的安全機制，而且我個人認為，它是捷克共和國最民主，也最自由的機構。
同時，我相信歐洲民主國家的其他政府高層以及歐盟本身的代表，將逐漸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民主延誤」，而且不久後也將訪問台灣。
哈維爾2004年訪問政大時雖然已經不是總統，但他仍是、而且永遠都會是我們捷克人的總統，也是捷克現代民主與自由之父，就像李登輝總統開創了貴國的民主與自由。
講到哈維爾及其家人，我要離題一下。比哈維爾總統早很多年訪問台灣的，是他的夫人奧加‧哈維洛娃（Olga Havlová，註：1996年1月因癌症病逝）。她在1990年以善意委員會（Committee of Good Will）會長的身分，應台灣慈善機構邀請前來訪問，這已經是30年前的事。我提到此事的原因之一，在於我們身為男人應該要瞭解，女人有時比男人更清楚而且更早知道什麼是好的，而且有時她們更有勇氣。
在我純粹個人聯想、與此事實無關的架構下，我要補充一點：我們捷克的總統不建議我訪問台灣，而我很高興，你們最近在台灣讓一位女性總統當選連任。我很期待跟她見面。我知道她支持我訪問台灣，也支持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我對這點十分感激。
接著我要談今天的第一個主題。我認為，如果無法承擔苦痛、展現勇氣，就無法維護民主。我想針對這點做一些闡述。
各位知道，台灣和捷克兩國為了贏得自由和民主，曾經走過艱困的道路。我們彼此的民主道路有若干相似之處，但也有所不同。因此，請容許我談談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後來的捷克走向完全民主與負責任的自由的道路。這條道路可能永無止境。我想，這樣的討論對大家可能會有益處，甚至有所啟發。
捷克在歷經超過40年的高壓統治後，1989年在「絲絨革命」中爭取到自由與民主。我們在1989年11月贏得自由與民主，但在那之前，我們有非常多的人，我甚至會說是絕大多數的人，並未強烈反抗捷克當時的共黨高壓極權體制或共產黨政府。我們照常上班，為了購買稀少的物資大排長龍，上電影院看不得不看的蘇聯影片，參加不得不去的共產黨慶典。
我們不滿，我們不自由，但除了批評國內那些不會因批評而出事的問題以外，我們保持緘默。我們多數人沒有勇氣改變任何事。其實，我認為情況比這更糟。除了若干著名的例外，我們害怕，不敢抗議，不敢追求改變，不敢反抗極權體制，不敢大聲說出不同的意見。我們常說，幾乎每個人都閉上嘴巴，繼續過日子。
對，當時有些勇敢和自由思考的個人，即所謂的異議人士，他們不閉上嘴巴過日子，但因此遭到迫害，被秘密警察持續監控。一般民眾對這些人往往缺乏興趣；我們過著不自由的生活，避開那些人，去捷克酒吧喝捷克啤酒，或者躲在自家院子圍籬或房子牆壁的後面。
較仔細觀察且活躍的人顯然注意到，特別是在1988和1989年，捷克的社會氛圍在快速改變，對共黨政權的不滿以及捷克人民對自由的嚮往逐漸增強。儘管如此，1989年11月絲絨革命這個自由的勝利來得如此之快，出乎我們許多人的意料。在1989年11月17日國際學生日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日子，年輕人，尤其是學生們發揮勇氣，與少數異議人士攜手，包括其中最知名的哈維爾，給了我們能量和力量，讓我們在絲絨革命中獲得自由，而我們也就像我剛才所說，展開了建設「完全民主」這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捷克學生1989 vs. 台灣野百合學運
我不確定這樣的比較是否夠精確，但根據我對台灣歷史與台灣民主發展的理解，捷克學生在1989年的勇敢程度及所扮演的角色，與1990年3月的台灣學生十分近似。當時，你們的學生與民眾發動「野百合運動」，在總統府附近的廣場靜坐，要求真正民主的國會選舉與總統直選，這是台灣追求民主過程的突破點，一如1989年11月對捷克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兩國的學生，1989年11月在我國、1990年3月在貴國。有些人還說我們幾乎沒有共通之處。事實正好相反！
我曾任教職，因此感到榮幸、也認為別具象徵意義，自己能夠在頗具聲望的國立政治大學提醒大家，記得捷克與台灣學生在我們共同為自由與民主奮鬥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大聲感謝和讚賞他們把民主帶給我們兩國的勇氣和功勞。
再次感謝你們，也容我提醒大家，學術自由與自由的學術園地是民主的重要支柱。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我提起這些，不僅是要讓我們多加思考兩國的共通之處，也為了要做一個告白。
在1989年11月之前許多年，我與多數捷克人一樣，雖然不喜歡共產主義，同時嚮往自由，卻置身事外，向命運妥協，基本上在公開場合保持緘默。因為有勇敢的學生與異議人士，以及同樣重要地，來自西歐和美國等民主力量的支持，1989年11月出現了真正可贏得自由的機會。於是，我向自己承諾，要積極奮鬥，努力善用這次機會。當時是1989年底，到了1990年，我就步入政壇，成為（哈維爾創建的）「公民論壇」（Civic Forum）候選人，並在美麗的小鎮泰爾屈（Telč）當選民意代表。
一開始從政，我就對自己發誓，絕不再被動、順服；我發誓，再也不會不拚搏就承認失去自由。而至今依然重要的是，我絕不會順從或接受任何足以削弱我們獨立性、主權與獨特性，甚至有損世界任何地方自由與民主的建議，即使建議來自最高層、最有權勢的代表，例如總統本人，也是一樣。我再說一次，「世界任何地方」！
既然發了誓，就要信守。行動是最好的語言，因此我來到台灣，站在各位面前。謝謝你們邀請我來到你們美麗、自由而民主的國家！
各位女士、先生，真正支持民主的人士顯然都知道，具民主思維的國家所尊重的價值相同，而且他們應該團結一致。民主國家應該相互支持，並且支持其他正在為民主奮鬥或可能受到強權威脅的國家。因此，我們有義務共同支持香港，有責任共同支持自由的白俄羅斯！
我的前任、已故捷克參議院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依循民主國家應彼此合作的道理，決定訪問你們美麗的國家台灣。他後來遭受強大壓力，被要求打消訪台計畫。壓力既來自中國大使館，不幸地，也來自我國政府最高層的其他代表。不過，柯佳洛從未放棄訪台意願，儘管他得面對極大壓力和困擾。
很遺憾，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他的猝逝，有多大程度是這個壓力和無所不在的困擾所造成。我們對他的死深感震驚，他的家人尤其痛苦。但願他心愛的遺孀薇拉．柯佳洛娃（Věra Kuberová）今天也能在場。她雖然非常想要一起訪台，但醫師顧及她目前的健康狀態，基本上禁止她旅行。因此，我想藉此機會（指演說直播）向她表達：親愛的薇拉，我們從台灣向你致上問候，祝你健康、充滿生命力。佳洛是個很棒的人，很棒的丈夫、父親和祖父！加油！
對我們來說，柯佳洛議長是政治家，是個勇敢、自由、品格高尚的人。對他來說，沒有任何事比個人自由和民主更重要。他是個有人性的政治人物，堅守信念，永不動搖。他給我和其他人很多的教導。謝謝你，佳洛，我們懷念你。
我想談的第二個主題與當下及我們所有人必須解決的價值衝突有關。很多事情正在發生，如果不適切因應，我們的前途恐怕不容樂觀。
請容我做一件我不常做的事：讚美。我必須承認，我對年輕人往往有很多批評，對他們的要求很高。不過，他們近來讓我相當開心，包括捷克和台灣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對當前的社會議題展現興趣。
在捷克，我們有一群年輕人創建「民主百萬時刻」組織。他們對經濟、政治和媒體勢力相互結合感到憂心，因為這對自由和民主構成危害。在台灣，318太陽花運動讓民眾意識到與中國貿易協議磋商的過程不透明。做得好，年輕人！謝謝你們！
全球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一部分。在台灣，因應疫情的成果良好，世界該向你們學習。這也是我們來台訪問原因之一。同時，我們注意到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奇怪行徑；這方面，我個人對國際社會對待台灣的方式感到不滿。
各位要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上，曾有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這麼一件事。長話短說，4個歐洲強權1938年在慕尼黑達成共識，將犧牲一個中歐小國，也就是我們的捷克斯洛伐克，為的是要確保歐洲和平，讓世界免於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害。
我們都知道最終結果是什麼。英國首相邱吉爾後來這麼形容：「英國和法國政府必須在屈辱與戰爭之間擇一。他們選擇了屈辱，結果也得到戰爭。」
我想要相信，世界已從中得到充分教訓。
請容我簡述我們雙方經濟、研究、發展、文化及其他類型合作的可能性。較為詳盡的討論將在相關平台進行。
將近40位捷克企業家隨我訪台。他們多數擁有尖端技術。我們的商業和科學界積極尋求機會，要為智慧科技領域的互利合作建立基礎。各位要知道，當我思考該為這個議題再說點什麼時，我決定用反問而不是正面論述的方式，證明台捷合作有多少好處。
我要問：「你們知道，當一位台灣女孩決定和一位捷克女孩合作時，會發生什麼事嗎？」答案是：世界最強的雙打組合。我指的是2019年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女子雙打冠軍謝淑薇與史特莉措娃（Bára Strýcová）。現在，試著想像，當一位台灣企業家和捷克企業家展開合作，會有什麼成果。
我已數度提及，你們的島嶼很美麗、好客。葡萄牙航海員為你們美麗的島嶼著迷，決定叫它「福爾摩沙」，也就是「美麗之島」。我想指出，這是另一個我們的共通點。
我的國家也美麗、好客，而且我指的不只是布拉格。我已提到我的家鄉泰爾屈，它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名單。有意識的公民試圖避免泰爾屈的中央廣場被重建，要將此歷史瑰寶傳承給未來世代。同樣道理，我們成功保存了庫特納霍拉鎮（Kutná Hora，意指「礦山」）的歷史核心，以及特雷碧奇（Třebíč）鎮的猶太區。我可以花很長時間介紹我們的自然美景。COVID-19疫情一定會結束，當它結束時，請大家到捷克一遊，你們會受到熱情歡迎。我誠摯盼望各位很快就可使用台北與布拉格直飛航班。
我忍不住要回頭談我們的共通點，以及我認為不凡之處。
當我試著了解催生「台灣奇蹟」的因素時，我和多位熟稔你們國家情況的人聊過。我向他們提問，也試著找他們推薦的文本來讀。不過，一如往常，我也讀了他們沒推薦的文本。有時候，最好不要盲從。不過，聽取有智慧的人的見解，總是有益處。
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你們的台灣認同健康地根植於許多影響和烙印，且值得肯定。在各項例證中，我就很開心發現歐洲航海員的軌跡。當然，我也發現了許多其他痕跡和影響，在此不一一列舉。
我必須坦承，我十分欣賞你們連結、編織各個認同根源，並據此造就繁榮、強盛、自由民主國家的能力；更何況，你們被迫每日每夜保衛自己的自由、民主，必須比在歐洲的我們更加努力、警醒。請相信我，當我說在捷克的我們十分清楚有「老大哥」在背後是什麼感覺，我是在說實話，因為「老大哥」永遠不會對軟弱和失誤心軟。
看吧，這又是我們另一個共同經驗。我們懂你們，我們站在你們這邊！
雖然我已觸及多次，我還是必須再提一個我們雙方的共同點，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堅信，台灣和捷克民眾之間最重要的共同分母（註：韋德齊從政前是數學老師）、同時也是他們最強而有力之處，就是這麼一個事實：他們都自由、自願地選擇了生活於民主體制。我相信，民主及源於民主的自由、真理和正義，構成了我們最珍視的共享價值，也是令人滿意的公平生活的必要前提。
因此，請容我以與開頭近似的方式為演說做結尾。你們生活於美麗的島嶼，生活於必須日夜培植和保護的民主體制中。
請你們記得，自由、真理和正義是最好的寶劍。
請你們記得，自由、真理和正義同時也是最好的盔甲。
我請求你們，盡力善加保護你們的寶劍和盔甲。
祝福你們有自由、真理和正義得勝的未來。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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