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 / 立陶宛挺台 小國大膽有勇有謀

 

台灣今年因為與立陶宛的關係升溫，再度掀起一波中東歐熱。從立陶宛各界「挺台」言論看來，不少人確實將抵抗前蘇聯和俄羅斯霸權擴張以及追求自由民主、重獲獨立的經驗投射於台灣社會；而台灣或許可藉機好好思考，自己到底要走什麼樣的道路。

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11 月 18 日掛牌成立，一位重量級神秘嘉賓為開館日增添重大意義，那就是立陶宛 1990 年重獲獨立後的第一任元首維陶塔斯．藍斯柏吉斯（ Vytautas Landsbergis ）親赴祝賀。現年 89 歲的他是外長藍斯柏吉斯（ Gabrielius Landsbergis ）的祖父。

 

身為獨立運動領袖，維陶塔斯領導立陶宛推倒蘇聯解體第一張骨牌。根據在場國會議員轉述，維陶塔斯高度肯定代表處名稱保留「台灣」二字。事實上，至今仍活躍於公眾的他曾在立陶宛媒體撰文，表達對「台灣」作為正式國名的期待。

說他是「現代立陶宛國父」一點也不為過，維陶塔斯本業是音樂學院教授，但「資深戰鬥文青」這樣的封號遠不足以表達他曾經歷的試煉及始終如一的勇氣。

1989 年，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期間，身為立陶宛選出的代表，他提案要求調查 1939 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莫斯科當局多年來否認存在的附隨密約，他是打破政治禁忌、在蘇聯全國層級公開談論對德密約的第一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蘇聯與德國透過密約瓜分勢力範圍。蘇聯官方若能公開承認密約存在、甚至正式予以譴責，將給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爭取脫離蘇聯占領有力的正當性。 1989 年 12 月，蘇聯政權的時任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公開譴責密約，在國內外投下震撼彈。

後來的情勢發展證明，維陶塔斯之所以能領導立陶宛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挺過莫斯科當局的武力鎮壓、經濟制裁、滲透收編、政治宣傳以及蘇聯利用族群矛盾、民生問題等脆弱點激化社會對立的混合戰，靠的不只是滿腔熱血、叫陣喊話，更是在理智層面充分武裝，有謀有勇。

或許有人會說，當時的立陶宛在某些方面是幸運的：對於「我們是誰、要往哪裡去」，立陶宛社會有壓倒性共識。然而，並非所有被「霸凌」的小國都能眾志成城，將自己煉造得令巨獸難以吞嚥。

焦點轉回台灣，在推出各種說法解釋為何立陶宛等中東歐國家如此「挺台」之餘，我們或許可以問問自己：是否確實了解他人所「挺」為何、所「挺」何來；是否能不辜負他人的想像和期待；就算沒有人「力挺」，我們是否也能言行一致，腰桿挺直站在所謂捍衛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價值的第一線？縱使強鄰壓境也面不改色。

誠如歐洲政界人士分析，當台灣在與中東歐國家交往時，除了「說」或「表達」自己的需求外，是否確實「看見」、「聽見」對方？除了被跨越國界的良善循環感動之餘，其實我們能做的功課還很多。

人口不到 300 萬的立陶宛面對的外部威脅恐怕不比台灣少，像是俄羅斯、白俄羅斯、中國，且立陶宛缺乏地理屏障。

面對強鄰環伺的歷史洪流中，「以小搏大」向來是立陶宛人血液裡的 DNA ，二戰後為對抗蘇聯而生的游擊隊「森林兄弟」（ Forest Brothers ）就是一例：每個成員（來自軍、警甚至是教師）提起槍走入森林就能單兵作戰；各地村莊的民眾就是堅強後盾，提供「森林兄弟」補給和奧援。

森林兄弟「有謀有勇」的頑強抵抗，讓強大的蘇聯也頭疼不已，祭出各種手段鎮壓，也無法完全撲滅立陶宛人反抗的火焰，直到 1991 年立陶宛和其他 2 個波羅的海國家都獲得獨立為止。

對於區域強權而言，立陶宛顯然是可敬的對手，即使面中國也不例外。

隨著立陶宛與台灣的關係升溫，部分中國網友已著手試圖從歷史找答案，思考一個區區小國為何能如此「大膽」。而對「立陶宛時刻」有高度期待的台灣民眾，或許也可嘗試跳脫「用新台幣熱情搶購立陶宛商品」的框架，思考下一步雙方交往可遠可長的路徑。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