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的台灣金融先驅陳炘的冥誕。
1893 年(清光緒 19 年)12 月 7 日陳炘出生於台中大甲社尾。一年半後，滿清政府因為甲午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陳炘七歲喪父，由二哥協助其教育。1909 年 4 月考入當時一般莘莘學子所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短期任教大甲公學校，後考入日本頗富盛名的慶應義塾大學（即今慶應大學）理財科。這是陳炘學商的開始，也奠下了他日後在金融界發展的基礎。
1918 年陳炘被推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會長。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序幕。以東京台灣青年會為主體的青年學生，在台灣的民族運動前輩蔡惠如的聯絡運作下，於 1920 年元月在東京組成「新民會」。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行刊物《台灣青年》。陳炘也是「新民會」創會會員。也參與《台灣青年》雜誌的經營和編寫。在創刊號上，陳炘以〈文學與職務〉為題，發表古體漢文，提倡台灣文學建設的重要性。
1922 年 4 月，陳炘從慶應義塾畢業，返台結婚。1923 年赴美進修。首先進入美國愛荷華州的 Grinnell 學院攻讀經濟，一個學期後轉學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1925 年陳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
陳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台後，正逢台灣的民族運動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各地進行多項文化啟蒙活動。陳炘應林獻堂之邀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的講師，講授經濟學的科目。
返台後的陳炘，更重要的角色是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陳炘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與日本人一較長短，並改變土地資本走向商工資本發展。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 年 12 月底，在陳炘的奔走籌備之下，台灣人第一家具有現代性質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終於誕生。
這個公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因此總督府當局故意刁難，日本人的金融同業亦百方阻擾，經過相當的折騰，最後才突破困難而成立。大東信託的成立，可以說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大東信託成為「台灣經濟運動中的中樞機關」，所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被形容為「台灣人最大的民族金融機關」「台灣運動的金庫」。
大東信託以資本額 250 萬圓，設本店於台中市，設支店於台北和台南，董監事都是台灣中部的在地士紳，而且多為文化協會的支持者。推林獻堂為社長，陳炘為專務取締役(總經理)。
由於當時台灣尚未有信託法，日政當局遂以此為壓制的藉口。在大東信託會社未倡設前，日政當局歷來對一般的信託會社的取締很寬，及至大東信託募股以來，日政當局的態度便大為改變了。大東信託會社在現實環境的壓力下慘澹經營，雖欲求一紙可供依循的信託業法而不可得，但到了 1934 年，大東信託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中成績最優者(它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稱為當時三大信託公司)。
經過陳炘以及林獻堂、蔡培火等民族運動人士的多次據理力爭。到了 1944 年 5 月，此時已是二戰末期，台灣總督府當局向陳炘表示，信託法不久將實施，但大東信託必須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併，然後以資本金五五對四五之比率，接受台灣銀行之投資，董事長由台銀派人擔任方得准予備案。這年 8 月，日政當局果然乘在台灣實施信託法及信託業法之機，就當時台灣最有力的大東信託為中心，計劃設一「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即合併大東、屏東及台灣興業三家，並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及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台灣信託株式會社」遂因此成立。陳炘仍被聘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此時已是日本治台的最後第二年。
二戰結束後，陳炘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熱烈迎接心目中的祖國，但沒想到他卻受到從「祖國」來的陳儀政府的排擠。陳炘有感於江浙財團將壟斷台灣經濟，因此他再糾集台灣本地資本，籌組了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大公企業公司」，沒想到更讓陳儀視為眼中釘，而於 1946 年（民國 35 年）3 月被陳儀以「漢奸」罪名逮捕，陳炘在獄中感慨地寫下這首七言絕句︰
平日暗淚故山河，
光復如今感慨多。
一籲三台齊奮起，
歡呼聲裡入新牢。
所幸經過一個多月的偵訊，陳炘終告無罪開釋。然而，幸與不幸，在那個亂無章法的時代裡，誰能逆料？翌年（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藉機大整肅，陳炘仍難逃被整肅的命運。3 月 11 日清晨，正患有瘧疾而臥病在家的陳炘，被警憲人員帶走，一代金融先驅從此一去不回。
陳炘出生於被「祖國」賣給日本的一年半前，卻在日本走後的一年半後，死於他迎接的「祖國」槍下！這位台灣菁英的一生，也是台灣歷史悲劇的縮影。
原文出自李筱峰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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