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常駐世界貿易組織（ WTO ）代表羅昌發接受中央社專訪指出， WTO 談判和改革雖多阻滯，但它原來的功能仍很重要，並使台灣受惠。他認為台灣應訴求更多國際共同價值，例如市場機制。
國際經貿政策吹起全球化逆風，更加凸顯 WTO 功能不彰的困境。羅昌發分析近年世貿改革方向，雖然難關多、歧見大、速度慢，但仍有進展。
WTO 是台灣唯一擁有正式會員身分、除了名稱外都能與各國平起平坐的全球性機構。它處理國際事務的角色弱化，對台灣影響自是不小。
為此，中央社專訪台灣常駐 WTO 代表羅昌發。他在 2020 年 7 月就任前，已長期參與 WTO 事務，創下台灣人首度擔任爭端解決小組個案成員、當選補貼及平衡措施委員會常任專家等首例，對 WTO 十分熟悉。
羅昌發分析當前 WTO 兩個最關鍵改革議題，一是談判功能，二是爭端解決功能。
「現在外界最詬病的，就是（WTO）談判功能已經非常非常沒有效率。」他舉漁業談判為例，談了 21 年，直到兩年前第 12 屆部長會議（ MC12 ）才完成第一階段。本來今年 2 月底、3 月初第 13 屆部長會議時，差一點就能通過第二階段談判共識，印度卻顧慮國內大選在即而杯葛。
羅昌發指出，為達成該協議，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做出妥協，最後卻因一國不同意而告吹。「很多外交官，甚至好幾位大使開玩笑說，十幾年前派到這邊當參事或者是當副代表，現在回來事情都沒有變。」
他表示，若無法端出新的貿易談判成果， WTO 就會越來越沒有存在感。「全世界都跟你沒有關係。」
羅昌發說，新加坡 5 月時曾提案，希望改善 WTO 共識決的品質，避免會員為了抽象理由或為了交換其他議題，故意卡住絕大多數會員的共識。台灣也參與該提案連署，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國家集團（ACP）另提案反對，於是無疾而終。
同樣經歷多年的電子商務貿易談判，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很重要。羅昌發指出，這項談判內容也接近完成，但最後能否通過，「差不多可以預言也會懸在那邊，所以（達成）共識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至於具有準司法功能的爭端解決機制（DSM），其中的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因美國前總統川普政府抵制派任類似法官角色的成員而癱瘓多年，等於有一審但沒有二審；若爭端的一方要上訴，案件就等於停擺。
羅昌發表示，後來美國現任總統拜登政府有意解決問題，提出「爭端解決瞭解書」（DSU）以了解各國想法、重新評估爭端解決機制，並由瓜地馬拉副代表協調整合各國意見。
不料，在協調剛有些成果時，今年初這位副代表突然遭瓜國政府撤換，如今仍找不到適合接手整合的人，於是這項改革就又停滯。
「大家對（WTO）遊戲規則的理念差很多。」羅昌發忍不住感慨這個超大型國際組織的難處。
中央社記者問他，若 WTO 難以改革，是否變成「清談」機構，在國際上越來越不重要。
羅昌發強調，首先，談判雖然很慢，但還是有點進展；其次， WTO 原來的功能仍不可或缺。雖然近年諸如美國對中國課關稅、中國報復等事件，「看起來大家都不受 WTO 拘束，不過那畢竟還是少數國家的少數情況，大部分情形大家還是遵守遊戲規則」。
羅昌發說，假設沒有 WTO ，台灣就很容易被課高關稅，就像加入之前常常碰到的委屈情況。「所以也不能一直說 WTO 沒有用了，事實上我們還是很靠它。」
記者也問到，在 WTO 改革卡關、功能不彰下，大國貿易相爭、區域經濟整合興起，或像中國動輒以貿易脅迫為政治工具，經貿全球化呈現一片亂局，這對台灣是好是壞，站在台灣角度該怎麼看。
羅昌發坦言，目前國際現實很難說對台灣好或不好，因為有時即便理念相近國家，「一碰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你就會感觸很深」。
他提醒：「永遠不要期待說，全世界會因為台灣如何就一定如何；也不要期待說（台灣在）亂中可以獲得什麼機會。」因為縱使在最平靜、最順利的狀態下，台灣的國際處境都不見得很好，何況亂的時候其他國家會對台灣更謹慎，深怕把事情又搞得更糟糕。
羅昌發說，友好國家都看到台灣的情勢，「會替我們緊張」，但像 WTO 運作和日常國際活動，並不一定因此而改變他們國家的立場。若要支持台灣，也必須說出一些道理。
他表示：「你的論述要足以說服他們支持，沒辦法期待人家說因為台灣被欺負了，所以就無條件（支持）。」
另一方面，羅昌發指出，雖然價值不是決定國際事務的唯一因素，有時仍會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而台灣所展現的價值，不應侷限於某些特定事項。「不要割掉朋友，盡量去找到共同價值、尋求共同的方向和做法，例如市場機制就是我們在國際上的共同價值。」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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