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以滯洪池為主體的「海綿城市」治水政策，和台北市以堤防、抽水站為主體的治水政策，是從根本上不同的邏輯。
台北市治水的邏輯就是逆天而行：基隆河截彎取直，減少洪氾區，騰出土地給大直豪宅和內湖科學園區。代價是要再建設昂貴的堤防系統，並且把洪汛上推到汐止（當時反正台北縣也不是天子腳下，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吧），以至於事後還要打員山子分洪隧道來解決問題。
高雄則是一種「分散式系統」和「還地於水」的概念，算是一定程度地順應自然。如果人為開發不可避免，至少把原本的洪氾空地降挖下去，緩和小區域的逕流水問題。在小區域內設計滯洪池，就地解決逕流水問題，也比半個台北市的雨水下水道歸於一處，再搞一座「亞洲最大抽水站」來往基隆河裡面抽，經濟得多。
治水就是人調整自然地貌，來容納人類開發，的一種「必要之惡」。在做治水的「必要之惡」的時候，必須對大自然存著一份敬畏之心，不敢做得過分，人類社會才可長可久。
台北市本來就是整塊古大湖低窪之地，理論上不宜過度開發，卻因為清國、日本與國民黨政府的「殖民性格」，而被將就用作台灣島的首善之區。結果就是百年以後，要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人為地去保護過度開發的結果。
所以我說那些一邊喊居住正義，但是眼界看不過淡水河的小朋友們，其實是很自我矛盾。台北盆地已經蓋無可蓋，再繼續逆天開發下去，日後要花指數的成本去維持。
何不讓自己的人生，能夠在一個不那麼逆天的地方成長茁壯呢？
原文出自蕪菁雜誌，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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