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救死扶傷到道德淪喪：醫療專業與政治權力的衝突
十大傑出青年的網頁貼出詹家姊妹的歌頌文，引起很大的反感，台灣這種泛道德的獎項，例如模範父親、模範母親、模範夫妻等等，要不是錦上添花，就是畫蛇添足。
只要成績好就是五育皆優，這是台灣教育的常態，所以名列前茅的柯文哲，她媽媽會出來說他品學兼優，有人說柯文哲不是六歲，而是60幾歲了，但這種觀念在那種傳統家庭，就是根深蒂固，可以維持60幾年而不變。
我考上大學和研究所，爸爸的店門口都有人來貼紅紙和放鞭炮，這對他很需要，因為可憐和悲慘的人需要英雄，我大一點可以阻止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就沒有再發生。
柯文哲現在好像是眾矢之的，但從某種角度看起來，他和他的家庭是台灣社會很多人的縮影，即使書念的再好，卻沒有知識和智慧，缺乏基本的核心思想和自我，一輩子活在自己、妻子和父母的慾望之中，無法自由。
在台灣醫生的社會地位很高，一般人非常尊敬。醫療背景本應賦予從業者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和堅定的道德標準，但當這些專業人士進入政治領域後，若缺乏內在價值觀和適當的心理支持，可能會面臨嚴重的道德滑坡。
他們在醫療環境中所培養的對死亡和痛苦的冷漠，可能會在權力的驅使下轉化為極端的政治行為，對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在追求專業成就的同時，也需警惕內心價值觀的失衡，防止其對個人和社會產生不可挽回的傷害。
人類社會有趣的現象就是在於同樣的經歷，因為不同的人格特質或教育背景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例如看過很多人的死亡這件事情，在急診室或加護病房工作的醫生，因頻繁接觸死亡和極端情況，確實可能面臨某些心理和道德上的挑戰。
大多數醫務人員都能通過專業訓練和支持機制保持心理健康，並繼續堅持他們的職業道德。但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一位醫生長期在高壓力和高強度的環境中工作，又沒有得到適當的心理支持或沒有內在的信念和價值觀來應對這些挑戰，確實可能導致心理上的麻木或道德感的削弱。
這種狀況可能會表現為對生命和死亡的冷漠，對病人缺乏同情心，甚至可能對道德、社會、國家或法律的責任感也變得淡漠。
如果這種醫生開始會認為“人生無意義”或對社會和法律產生了“無所謂”的態度，這可能會逐漸形成一種扭曲的人格特質。
由於經常面對生死，這種醫生可能對人的痛苦或死亡變得麻木，失去對患者的基本同情心。他們可能發展出一種犬儒主義的態度，認為道德和法律都是相對的或毫無意義，從而對自己的行為不再有明確的道德標準。
在極端情況下，他們可能認為自己高於法律和道德，從而表現出操縱和控制他人的傾向，甚至可能在醫療行為中做出不道德的選擇。
這種人格扭曲可能導致他們在人際關係中變得疏離，無法與他人建立真正的情感連接，可能感到深深的孤獨。
在歷史上，確實有一些從醫療領域進入政治領域的領導人，他們的行為可能顯示出某種冷漠或道德感的削弱，例如：Radovan Karadžić 在波士尼亞戰爭期間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針對波士尼亞穆斯林的暴行，導致了大量的人員傷亡。特別是斯雷佈雷尼察大屠殺，這是歐洲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屠殺事件之一，在1995年7月，波士尼亞塞族軍隊在斯雷佈雷尼察和附近的地區殺害了大約8,000名波士尼亞穆斯林男子和男孩，這一事件被國際法庭裁定為種族滅絕罪。
雖然醫療領域的背景通常與人道主義和道德標準緊密相關，但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背景並未阻止他們在政治領域中的道德淪喪和冷酷行為。
原文出自李忠憲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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