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慷仁「不再是一個人」談起
很多人對這個台灣演員最近的選擇和這句話發表了不少意見。
這句話的中文可以解釋成：
1. 我不再是「一個」人
2. 我不再是一個「人」
如果是德文的話，就不會有這種模糊性，這兩句話在德文表達的意思分別是這樣：
1. Ich bin nicht mehr eine Person!
2. Ich bin kein Mensch mehr!
吳慷仁可能要表達的意思是1，他不再是一個人不會孤單，有中國的經紀公司和中國市場正在等著他。一般支持台灣的朋友會解讀成 2，因為他靠著堅持台灣主體，不被中國併吞這些人的思想，被中國收買成為併吞台灣和統戰的一部分，所以不再是人。
不同於中文，德文的語法比較嚴謹，像這種歧義常常可以透過詞彙或句式的選擇來避免模糊不清。
德語的語法結構非常複雜，但同時也極具邏輯性，尤其是它的詞序可以根據邏輯和語境的需要進行調整。德語經常使用從句和精確的時態，以確保句子的邏輯清晰。這種靈活但結構嚴謹的語言特性，讓德語表達具有很高的邏輯性和條理性。
德國的教育系統傳統上強調精確的表達和批判性思維。無論是科學、法律還是哲學領域，學生都被訓練要以明確的方式表達觀點，並避免含糊的表述。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德語使用者在各類寫作和口語表達中追求清晰、邏輯一致的風格。
相對之下，中文文化受儒家、道家、禪宗等影響較深，這些思想流派強調「中庸」、「留白」、「含蓄」等概念。特別是儒家思想強調和諧與模糊的權衡，並不一定要求邏輯上嚴格的清晰表達。道家思想則重視自然無為、隨遇而安，這些文化特質促使中文在表達上有時偏向曖昧、隱晦。
維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開頭就指出「我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世界的界限」，強調語言作為我們理解世界的工具，其精確與否會直接影響思想的清晰度。
在中文語境下，長期受到儒家、道家等哲學傳統的影響，語言表達往往更含蓄和模糊，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文化規範，也就是維根斯坦所說的「語言遊戲」的一部分。
根據這個概念，中文的模糊性並非一種錯誤，而是這個文化遊戲中的自然現象，反映了特定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中的溝通模式。
在中華人民帝國的威權體制下，人們的思想表達受到壓制，語言便成為一種權力工具。語言的模糊性或限制反映了思想的限制。在威權社會中，過於明確的語言可能會帶來風險，因此，模糊表達可能是為了避免衝突而形成的「語言遊戲」規則。
中文會有這樣發展，很多跟帝國儒家文化有關，這也呼應了尼采的奴隸道德觀，人們在受到壓迫的環境下，往往通過模糊表達來避免正面挑戰權威，並且發展出一種服從性的語言模式。
不再是一個「人」了，是件非常嚴重的問題，有些選擇的這些時刻都一個人的一生很重要，永遠不能再改變，當你向金錢跪下來之後，都只能用爬的，就再也沒有辦法站起來，更不要說能夠自由自在的跑。
當我們選擇「不再是人」的時刻，也往往是我們失去站立和奔跑的能力，跪下磕頭之後，走向無法回頭的道路。
原文出自李忠憲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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