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啟彬緊急求援
「維嘉，代誌大條啊，照夫走去刣彼咧抓耙仔頭，今馬乎（發生大事了，照夫跑去殺那個特務頭子，現在被）抓去警察局啊，你要趕緊回來處理。」台灣留學生邱啟彬，在電話接通的瞬間，劈頭就是這句話。
那個年代，遠距通訊只有電報跟室內電話，邱啟彬在巴黎看到晚報，唯一念頭就是找去了比利時的張維嘉。張是為了參加何康美等人的台灣留學生聚會。輾轉連絡，總算從話筒裡，聽到彼端傳來熟悉的聲音。
張維嘉跟邱啟彬一樣，第一時間都是震驚與難以置信，因為黃照夫給大家的印象，一直是個沈默寡言，樸素安靜的古意（老實）人，萬萬沒想到他會獨自一人去做這件事。靠著邱啟彬口述晚報裡極其有限的資訊，張維嘉當即奔回巴黎。
張維嘉，1940 年生，台大法律系畢業，1966 年留學瑞士佛萊堡大學，那個年代，國際情勢動盪，張非常關注革命運動與政變頻繁的北非、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等地區的新聞報導，當然也廣泛涉獵馬列主義、毛澤東選集以及各國革命書籍。
張在瑞士時，即積極從事反國民黨的組織運動，經常「出國」到鄰近國家參與台灣留學生的聚會。當時整個歐洲的台灣留學生大約 600 人，瑞士僅 9 人，巴黎最多約 200 人。
1968 年法國巴黎街頭爆發學生運動，張曾於6月前往「觀摩」，隨後即決定轉學台灣留學生最多的巴黎。靠著瑞士佛萊堡大學碩士班的成績，申請應考巴黎大學國家博士班獲得通過後，1969 年暑假移居巴黎，主修法哲學。
張維嘉為台獨轉進巴黎
巴黎學風非常自由，法國大學校園關注國際情勢的風氣很盛，張為了宣傳台獨，會到大學校園散發傳單，還曾讓喜愛歷史與政治的法國大學生密契爾自告奮勇，陪著一起發傳單。
法國的左派有毛派（毛澤東）與托派（托勒斯基）之分，有次發傳單，遇到法國的毛派學生，看了傳單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托派的密契爾立即跟這位毛派法國學生展開激烈辯論，讓張大為感動。
搞台獨運動搞到連法國學生都有追隨者，更遑論台灣留學生陣營，當年台灣留法學生鄭欣，自稱為何走上台獨路，除了法國自由民主風氣的刺激；接觸到禁書《台灣青年》等兩大因素之外，第三個因素，就是認識張維嘉。
鄭欣在扁政府執政時期，曾派駐查德大使與意大利代表，在中央研究院的口述歷史訪談裡，有如下兩段的描述：
「當時張維嘉從瑞士來到法國，他從事啟蒙運動和台灣鄉親來往密切，他比我年長又比較早來歐洲，我們這些剛來法國的留學生，生活、學業各方面比較不熟悉，他提供我們很多很好的意見，給我們很多協助。」
「當你對一個人愈來愈有信任感時，包括他在政治上的見解，也很容易接受，張維嘉算是一位很成功的啟蒙者。所以我在歐洲對台灣的關心，有一大部份是來自張維嘉的啟蒙，之後又找了一些朋友，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對台灣有更實質的瞭解。」
鄭欣曾經當選 1972 年「中華民國留法同學會」會長，因為拒絕滕永康的「鄭重推薦」，未讓幾位「欽定」外省籍留學生當選新幹事，而遭滕永康的嘍囉「打小報告」。不僅台北家人遭到警備總部凶悍的恐嚇，自已也從此變成無法回台灣的黑名單。
滕永康會被台灣留學生痛恨，甚至成為黃照夫鎖定給予「血的教訓」，實為冰凍三尺，非一日寒。當時海外台灣留學生的處境就是如此。
那個年代反國民黨，根本不需要任何論述。因為不只是童年耳聞的 228 事件，還包括成長後的切身經歷。只不過，若沒有徹底的覺悟，或反正已被列入黑名單，為了畢業後能回台灣以及家人安全，還是會選擇避免公開反抗。
獄中對談！黃照夫無悔
回顧整個營救黃照夫的司法攻防，還真多虧了張維嘉的異國婚姻，岳父本身是知名律師，家族在巴黎更是顯赫政治世家，出過一位總理，多位國會議員。
岳父派事務所的人權律師密契爾（Me.Michel Bourdon），出面擔任黃照夫的義務辯護律師。不愧是人權律師，跟黃照夫面談後，很快就定調辯護主軸，朝政治性特殊案件，而非一般刑事傷害案件。
黃照夫收押禁見期間，張維嘉只能透過律師了解狀況。一個月後，終於解除禁見，探視到黃照夫，一看「精神抖擻、紅光滿面」，大為放心。
「啥款仔，好莫？」好不容易可以面對面，會心微笑的兩人，一時之間，無言相視，還是張先打破沈默。
張維嘉眼中的黃照夫，樸素誠實，很愛抽煙，不說廢話，是個思考型又行動型的人。乍看身陷獄中的黃照夫，張的內心湧上敬佩又不捨的複雜心情。
長期以來，面對國民黨以台灣人民血汗錢餵養的海外爪牙，囂張在海外欺壓台灣人，但始終只能咬牙忍耐。黃照夫這驚天一刀，振奮許多海外台灣人，有人形容是「以鋼及血向作惡多端的特務頭子作有力之教訓」。
張如實轉達這一個月以來，許多朋友與同鄉的關切與敬佩之意，其中也包括婉惜。婉惜是覺得代價太大，為了一個「渺小如滕永康之流的人物」，是否值得？
針對是否值得，兩人在獄中有暢快的對談，黃不反對這種意見，但仍不後悔這個行動。張轉述黃的說明，主要如下；
「這種意見很坦率，原則是正確的。我也想過這些，不過，我認為推翻一個不得民心的獨裁政權，靠的是行動。」
「長期的行動，非有堅強的核心來指導不可；短期的，則以個人或少數人即可行動。後者的效果是有限而相對的。因此，問題的重心，並不全在這類行動的代價高低，而是如何配合長期計畫，並兼顧一般民眾的士氣，簡明地說，就是如何組織的問題。」
定調政治案件
「當政府侵害人權，別無其他任何方法可以阻止時，起來抵抗反亂是人民及各種力量中，最神聖不可欠缺的權利及義務。」這是法國大革命後，1793 年發表的法國人權宣言第35條。
法國的歷史與公民教育向來也強調，「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壓迫越強，反抗就越大。」
相對於 1970 年在美國發生的「424 刺蔣案」，張維嘉支持黃文雄與鄭自才選擇棄保逃亡，但是張認為，在法國不一樣，可以選擇司法鬥爭，因為法國知識菁英界在傳統上，比較同情反抗專制獨裁，追求自由民主的鬥士。
加上人權律師非常專業，尋求法籍知名歷史教授作證，證明國民黨是迫害人權的獨裁體制等，因此，黃張一致認同「法庭上的辯論及判決，也是對抗在台腐朽政權的一環」。
黃照夫自逮捕入獄，到開庭之前的偵查程序，經過漫長一年多的期間，每月僅有一次探視機會，張每月開車往巴黎南方約 30 公里的監獄探視黃照夫。
為了回應外界的熱切關心，張建議黃寫一份自述文章，刊登在《台獨》雜誌 1973 年 5 月號，引發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共鳴。包括張在內，還有許多海外台灣人寫信到獄中致敬與慰問，進而有些書信往返，黃的回信內容，絕大部份都是對台灣命運與前途的看法。
聲援開庭的《獄中書簡》
1973 年秋天，在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大聚會裡，黃照夫有兩封信在大會裡被宣讀，與會者有如下幾段的描述：
「大多數的與會者都受了很大的感動，有的熱淚盈眶，有的低聲飲泣，有的以手帕蒙臉……在那悲憤的空氣中，彼此的感情交流在一起，意志凝結成力量，立志為台灣的前途打拚。」
「這一股感人的力量，與其說是在於文字本身，不如說是來自它所傳達的那一種救台灣的深摰感情，和為了達成這崇高目標，所做的壯烈自我犧牲。」
「他那平凡而樸素的生活追敘，往往觸及每一個台灣人被外來統治者所壓迫的辛酸，而使人不由自主地悲從中來，但他的文章所到達的層次，並不只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詩人式哀怨，而貴在能繼續將這一股感情往上提昇，化悲憤為力量，進入了獨立革命的境界。」
1974 年 8 月，即將進入開庭程序，為了號召更多的聲援力量，台獨盟員洪哲勝等人組成「黃照夫支援委員會」，特地將部份書信印製成小冊子《獄中書簡》。為方便郵寄歐美各國及日本，小冊子面積僅手掌大小，。
張維嘉也特地為《獄中書簡》寫序指出，「法庭上的辯論，在法律上是防衛性質，在政治上則是攻擊，正是赤裸裸的暴露腐朽政權真面目的時候。強調被剝削者的意志，來說明被壓迫者為爭取基本民權的決心。」
張維嘉指出，更明確的說，從 3 月 29 日懲治腐朽政權爪牙開始，經過個體自由的喪失，法庭上的辯論，一直到判決，才是他（黃）所說的「行動的全面貌」。
巴黎法庭！被壓迫者的控訴
國民黨聘請的法籍辯護律師，將重點放在證明黃照夫「凶殘，惡性重大」，因此在陪審制的法庭上，極盡放大滕永康喉嚨差點被割斷的局部特寫照片，以及長約 40 公分，鋒利刀刄上還帶著血跡的殺西米刀照片。
相對的，人權律師密契爾安排三位證人，張維嘉也是證人之一，證明黃照夫個性單純正直，跟滕永康也沒有任何私人恩怨。由於黃完全沒有前科記錄，國民黨律師無法反駁。
此外，歷史學者 Bianco（這位教授後來還成為盧修一的論文指導教授之一），也在法庭上非常嚴肅的向法官與陪審團作證，證明國民黨在台灣的殘暴獨裁統治。
誠如張維嘉在《獄中書簡》序裡強調的：「站在法庭上，不只是他（黃）個人的形體；更不只是他個人的決心而已，可以想像，那是所有崇尚民權，為自已也為被剝削者，英勇果決地站在那裡，透過第三國所提供的機會，再度對醜陋的壓迫者的代表，進行無情的打擊。」
Bianco 教授顯然非常同情台灣，也非常重視這個案子。原本不修邊幅的他，卻為了作證，特地在開庭前，帶著全套西裝、領帶以及皮鞋，到張維嘉家裡更換，甚至領帶還是張的妻子幫忙打理後，才一同前往法庭。
「你去過台灣嗎？」國民黨的法籍律師在法庭上如此詰問 Bianco 教授。
「沒有。」
「你沒去過台灣，憑什麼說台灣是恐怖統治的獨裁專制政府？」
「台灣是不是恐怖統治的專制獨裁政治，不需要我去過台灣才能知道，否則，照你的邏輯，現代人憑什麼研究古代歷史？沒人去過那個時代。」
密契爾向法官強調，黃之所以有此行動，完全是基於反抗獨裁政權的「政治義憤」，在歷史學者等證人的專業作證，非常成功的讓法官與陪審團認同「國民黨是獨裁體制」。
法國的刑法規定，殺人未遂重傷罪是 5 到 20 年的刑期 ，最後，黃照夫得以「情有可原」，獲判最輕的徒刑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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