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反對即將在 6 月 12 日於香港立法會進行修例二讀，企圖擴大香港引渡逃犯到中國之權力、嚴重侵犯香港公民人權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所號召的「反送中」大遊行於 6 月 9 日正式舉行。而公民團體在晚間宣布，本次遊行上街參與人潮估計最高峰達 103 萬人。此次反送中抗爭，規模堪稱歷年之最，甚至 10 日清晨仍有部分民眾持續於立法會外靜坐直至警方動用武力清場，這正正顯示了港人對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核心價值即將瓦解的焦慮。
這不免令筆者回想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今年年初所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週年對台講話，正式定調未來對台統一最終方針將是由中國主導的「一國兩制」方案後所造成台灣政壇的驚天風暴。由於台灣民眾對此高度反彈，因而就連檯面上具親中立場的國民黨政客如朱立倫、馬英九等都不敢妄言宣稱「一國兩制」是台灣人民所能接受的共識。
台灣社會為何不認同「一國兩制」？
為何今日的台灣公民社會如此排拒中國所提出的「一國兩制」？顯然也與見證香港自 1997 年回歸中國後二十餘年的發展情形有關：九七回歸後，香港所遭遇的政治困境逐漸浮現，近年來香港的民主自治環境（無論特首提名制度、公職參選人資格，或是近日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不斷受到中共方面大力干預。
此外，如今接受「一國兩制」的香港人民所面對之困境，不只有政治權力弱化，也涉及到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造。這使得過往香港引以為傲的多元城市精神正逐漸消亡。
多元城市的形成與消亡──中、英治理模式的差異
回到 2014 年，為了爭取特首真普選所爆發的「雨傘運動」，不但顯示香港公民社會與中國當局對於民主想像的不同，也讓外界更加注意到香港人在國族認同的高度異質性。對於這樣一個現象，中國官方的反應則是痛斥港人「人心未歸」，仍不夠熱愛祖國。
香港青年政治研究者鄺健銘，便於 2015 年撰寫《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一書，試著從世界史視野檢視香港的地緣政治脈絡，對於前述議題進行討論。其提到了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對統治地區的權力觀差異：作為商業國家的大英帝國，長期以來對其殖民地治理多採取「間接統治」或追求對當地文化狀態最少的破壞，並尊重殖民地總督的最終決定權，正是此種治理態度造就了殖民地香港高度的政治獨立性與文化主體性，使得實質的「自治」得以成真；相對而言，中國作為大陸中央集權國家，基於其強烈的大一統思想格局，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便著手建構大量民族主義式「愛國史觀」論述，強調英國殖民香港的「恥辱」。而此一做法正展現了其不重視在地主體性，急於強加文化意識形態在治理地區上的強硬管治態度。
以上述「祖國」視野為出發點，則對於香港的政治忠誠就不可能會有足夠信任，更遑論使其維持高度自主的「一國兩制」了。所以回歸不過二十年，中國干涉香港內政的事件就層出不窮，例如限制特首及公職人員選舉資格、課綱修正、干預司法決定、打壓書籍出版業者……等，甚至在國民教育方面大舉推行「普通話」教學，學童在校園內說粵語就得面對師長懲罰。
諷刺的是，當初高喊要讓香港「去殖」的中國當局，如今反倒更像是企圖改造香港社會文化的殖民宗主國。
而此種中國治理模式，也使得香港多元包容的「海洋城市性格」正逐步瓦解，舉例而言，在主權移交之後，大量世居多年的南亞裔住民即因未擁有中國公民身份而無法獲得香港護照 ，官方絲毫不因他們在香港歷史的特殊文化脈絡而有所寬容。
香港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那麼，這樣一種由「祖國」所承諾的「一國兩制」，對台灣更是異常危險的──在台灣當今的人口結構裡，除了本土多元族群（閩、客、原）於民主化過程裡突破舊有中國文化霸權，逐步爭取到國家肯認、尊重外，許多經由全球化流動體系來到台灣追求新生，但時常遭遇身份困境的國際公民，如東南亞移工、南洋姊妹等，如今也總算進入了台灣公民社會視野與國家的政治議程中。這樣歷經千辛萬苦才逐漸擺脫威權時期大陸國家史觀，在島嶼上稍稍開展的多元文化社會圖像，一旦接受中國主導的「一國兩制」後，勢必將遭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強力反撲而面臨崩解危機。
畢竟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對台講話中不再提及平等協商，而過往的「兩岸夢」也已悄悄換成了「中國夢」；另一方面，一個長期以來具備實質主權獨立性的民主政體，又怎麼可能得到新「祖國」的完全政治信賴？因此倘若接受統一，撕開「一國兩制」的糖衣後，會迎接我們台灣人的，恐怕只有更全面性的文化改造（殖民）過程了。
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多元城市的消亡──香港「一國兩制」經驗對於台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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