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論壇》不可挑戰的莊嚴：深澤七郎〈風流夢譚〉

本文作者為邱振瑞，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現今回想起來，1960 年代的日本社會似乎縈繞著詭譎不安的氣氛，兩部爭議性的短篇小說發表後，發生了兩起恐怖的刺殺事件。上述事件顯現出政治猥褻和詆毁天皇的言論尺度極限，這兩個領域不容許任何挑戰，誰有膽量叫陣，就得付出慘重代價。在那個時點，深澤七郎《風流夢譚》和大江健三郎《一個政治少年之死》，正扮演著探觸這道界限所在的先行者。

諷刺的前奏

〈風流夢譚〉是一部短篇小說，大約一萬二千字左右，最早發表於《中央公論》1960 年 12 月號，小說以超現實主義的寫法，主要內容設定為主角在夢中所見的光怪陸離的情景：如左慾（左翼份子）在嚴懲天皇和皇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辱罵毆打皇太后的現場皆在夢中進行的，以此來模糊法律的責任。機敏的讀者都看得出來，作者在人名稱呼上，設了安全關卡，頗有影射的意味。例如：「ミーチー」=「美智妃殿下」，但亦有以真實姓名登場的人物，如昭憲皇太后、ヒロヒト（裕仁）和皇后。然而，棘手的問題來了。這部小說甫發表，職掌皇室事務的宮內廳即提出了抗議，研討向作家提出毀損名譽的民事訴訟。此外，擁護皇室批判〈風流夢譚〉的聲浪日漸高漲起來，直指這部小說不啻於「不敬和冒瀆」日本皇室，而且是具有毒害的革命幻想。

這種抗議聲量的累積激揚，終於找到了爆發點，群情激憤的右翼份子衝到中央公論社抗議，導致了出版社的銷售業績嚴重下滑。為了阻止糾紛擴大，嶋中社長撤換掉了總編輯竹森清，但風波並未因此平息。翌年 2 月 1 日，一名隸屬大日本愛國黨的成員小森成一，當時年僅 17 歲（此事件成為大江健三郎的小說〈一個政治少年之死〉主角），他因不滿中央公論社刊載了這部冒瀆天皇的小說，持刀闖入了社長嶋中鵬二家裡行兇，造成了嶋中之妻受傷和女嫞死亡的事件。這就是著名的「嶋中事件」。

恐怖掀起風波

事實上，中央公論社對此敏感的政治事件，仍然做出緊急的處置，在 1961 年 2 月號《中央公論》上，特別刊載了題為〈關於深澤七郎〈風流夢譚〉小說〉的謝罪文（道歉啟示），該文指出：「……姑且不提這部小說的文學價值何在，其使用實名指稱人物，實乃有欠周全，使得諸多讀者對於敝社編輯部的本意，出現不同程度的落差，惡作劇似地造成社會的不安，在此，敝人身為總編輯謹向相關人士和讀者公眾深表歉意。」按字面詞意來看，這是一篇深表悔罪的道歉啟示，延燒至此的火勢總算暫時止息下來。不過，從社會心理學的視點而言，比起恐怖的「嶋中事件」，或許讀者大眾對〈風流夢譚〉這部惹來爭議和殺機的小說，更感到興趣盎然。此外，這還產生了後續效應，該期雜誌因此自我查禁，而變得洛陽紙貴，深澤七郎為了逃避此風暴，一直隱身至 1965 年為止，而且其後筑摩版《深澤七郎集》（全 10 卷）刊行，並未將〈風流夢譚〉收錄其中，由此可見作者的顧忌所在。在日本，由於〈風流夢譚〉的爭議性過大，讀者公開討論這部小說全文，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忌諱，這個任務最後只好落到評論家的肩上，由他們運用高超的技巧帶出小說的原貌。該事件已經過將近 60 年了，我們作為歷史真相的探求者，應該不需負起法律責任，已迎來自行解密的時刻了。在此，我試著摘譯出段落來介紹這部被批評為「低級趣味的、反人性的，令人反感的」的小說情景，以作為我們思考「天皇制」的重大議題時，認識言論自由在政治現實中的最大範圍。

革命的幻象

小說的故事，由第一人稱「我」登場，以敘述「我」向朋友買了一只手錶，但其手錶很不堪用，三番兩次送去修理的遭遇為起點。接著，故事於焉展開：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裡，已經深夜時刻，看了看手錶，剛好是英國西敏寺的 1:50 分（此處頗具諷刺意味），於是「我」開始進入夢境，目睹到一連串超現實的、迸發著暴力和血腥火花的場景。

「我」要搭乘前往澀谷的電車，由於正值巔峰時間非常擁擠。這時，鬧哄哄的乘客中傳來了流言，指稱東京的市中心正在發生暴動，「我」也知道這個消息，原本打算在澀谷車站下車，搭乘公車到八重州口。不過置身在夢境中，「我」無法想太多，已記不得因什麼事情，去八重洲口的。在等候公車之際，「我」不知道自己竟然排在最前面，也不見其他的乘客向「我」抱怨。於是，我聽到身邊兩名乘客這樣議論：東京市鬧區並沒有發生暴動，而是正在鬧革命呢。「革命？是左慾（左翼）那些傢伙幹的嗎？」「才不是革命呢，我們必須推翻政府，建立更美好的日本才行。」由於「我」討厭聽到日本這個字眼，不由得怒火攻心脫口說出：「哎呀，你們別再提日本這個國家了，真叫人厭煩！」這時，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兄，你別生氣呀，我們暫且這樣稱呼它吧。」聽到這句話，「我」才察覺到身邊站著的全是勞工模樣的男子。 不久，公車來了。剛才等車的群眾一擁而上，硬是將司機從駕駛座上拉下來，另一名男子強行開走。「我」仍舊立在站牌的最前面，看著事態的發生。「我」好奇地詢問身旁的人，那輛公車要去什麼地方？」他回答說：「現在，他們的夥伴正與警視廳的人駁火，他們是去支援的。」、「咦？他們竟然敢跟警視廳的人開戰，這樣不妥當吧？」「不，基層的警察都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有些刑警不配合還在反抗，所以現在他們拿著手槍在反擊呀。」「你們有手槍嗎？」「那當然，我們不僅有手槍，還有機關槍呢。」「你們的手槍和機關槍從哪裡弄來的？」「為了把日本這個惡魔打垮，世界各國的同志都來支援我們。前一陣子，韓國的抗議人士就用船送來一批軍火，美國製的機關槍 50 支蘇聯製的 20 支。」 接著，其情況如前，又有一輛公車來了。公車剛停下，一撥人立即衝了上去，將司機拉扯下來，強行開走公車。一名在場男子指稱，搶奪公車這次行動，是為了去迎載自衛隊隊員，大部分基層的自衛隊隊員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只剩高層的幹部在負隅頑抗。

通向斬首或革命小說

小說寫到這裡，開始進入暴力可怖的場景，以此來突顯作者的政治意圖，他不惜在夢中挪用或複製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描繪，試圖挑戰對皇室大不敬的界限。沒多久，「我」遇見了一個中年職業婦女，她一面編織毛衣一面等車。「我」問她是不是去聲援那些人的？她說不是，原本前往公司上班，但半途得知那邊在鬧革命，所以決定去共襄盛舉。「我」試探性問道，可否帶我一起去？結果，她一口答應了，而「我」反倒恐懼畏縮了。她安撫「我」不必驚慌，下一班公車準備闖進皇宮的。「我」一聽到要去皇宮，立即央求那個中年女子，務必讓「我」跟上。這時，旁邊有人說道，皇宮已經完全被佔領了。「我」看見一個女子坐在擠滿著人、插著「女姓自身」旗幟的汽車上向我招手，她興高采烈地說，他們現在就要去皇宮拍攝ミッチー被砍頭的畫面，還說敵軍正在銀座搬出火焰槍做頑強的抵抗。她進而說道，甚至軍樂隊都歸順了。

此時，周遭的喧囂和拍手聲漸漸停歇下來，果真，軍樂隊正從青山車庫那邊一面演奏一面走了過來。接著，又有一輛公車駛來，在「我」面前停下來。騷亂的情況如前，一群人叫囂著衝了上去，硬是將司機拉扯下來。「我」也盲從似地上了公車，而且很快就客滿了。這輛車是要開往皇宮的，從赤坂見附經過三宅坂之後，由於櫻田門敞開著，車子往皇宮前的廣場駛去。

只見皇宮廣場擠滿群眾，載著我們的公車緩慢地往人群中駛去，過程非常順利，沒有壓傷到任何人。就在這時，「我」看見了奇特的光景，廣場旁有許多攤販：賣五香串菜的、吹棉花糖的、各種面具的，以及響笛汽球等等，看似非常熱鬧。但是，「我」卻看見皇太子殿下和美智子妃殿下已被制服仰躺在地上，他們即將被斬首的樣子。眼下，最令人「我」震驚的是，那個劊子手拿著的用來劈柴的小斧頭（信州方言）似乎很眼熟，雖然我用過的小斧頭的刀刃來得窄一些。於是，「我」暗自心想：真叫人頭疼啊，我的小斧頭竟然被拿來砍頭，這豈不弄髒這把小斧頭了，但我卻不想上前阻止。就在這時，只見那人揚起小斧頭狠狠砍下，皇太子殿下的脖子發出了金屬般的聲音，他的頭顱就這樣往對面滾落而去了。「我」看著這幕情景，心想再也不使用這把小斧頭了。「我」又思忖，砍過頭顱的小斧頭，的確沾滿了污穢，真要丟掉它有點可惜，索性將它送給別人。然而，「我」想不透一個疑點，人的脖頸只有骨肉皮膚連著，為什麼被砍掉滾落的時候，竟然會發出堅硬般的金屬聲音？最後，皇太子殿下的頭顱消失在吵雜的人群中，地上僅留下其穿著金線織花錦緞的皇家禮服的軀體看似規矩地躺睡著。在「我」的身旁，立著一個身著西裝的老紳士。「我」好奇問他，皇太子殿下衣服的圖樣，是金閣寺的圖案？或者銀閣寺的圖樣呢？依照「我」的直覺，這個紳士可能與皇宮關係匪淺，因為他一直注視這場可怖的處決。

言論自由的界限

更準確地說，深澤七郎其小說〈風流夢譚〉的情節，至此推向最令人怵目驚心的高潮，他善用了虛構仿真的小說技巧，在夢境中向日本皇太子斬首，並向其軀體進行了謿諷。

但正是這段血腥恐怖的描寫，引來了日本宮內廳及其右翼人士的憤怒，揚言提告並追究出版社和作者的法律責任。作者為這場自己埋下的筆禍，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過著逃亡和孤立無援的生活，又無法獲得同行作家的聲援。當然，正如所有備受爭議的作品一樣，它的誕生必然伴隨著擁護與反對兩造的對峙現象。以反對天皇制的左翼作家為例，他們把〈風流夢譚〉視為革命小說，亦即在無法推翻現行體制下，作者獲得小說的主導權之後，便著手進行政治意識型態的反撲。

武田泰淳先是表面否定「這部作品寫得不好」，但其「在我看來，深澤七郎並非是貶損天皇為無生命體的惡劣之徒，毋寧說，有些人把作為虛構的象徵強加在天皇的頭上，」才是他的本意。不過，這個說法似乎站不住腳，日共作家中野重治雖然反對天皇制，對此亦不完全表示贊同。他說：「〈風流夢譚〉作為『革命』文學的形象是有問題的，正因為這樣，他不苟同這種以過激形式打倒天皇制的『革命小說』，就算哪天日本發生了真正的『革命』，要把天皇加以『處刑』，必須依照民主法治的程序，而不通過這種民主程序執行『處決』，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進言之，這種做法等同於在侮辱『革命』，反而在散布負面的血腥形象。」

另一位作家江藤淳指出，〈風流夢譚〉這部小說帶有理想幻滅的性質，在象徵意義上，與三島由紀夫〈憂國〉（1961 年 1 月《小說中央公論》）互為共鳴。它們反映著 20 世紀 60 年代日本知識人的精神挫敗與絕望感，尤其安保鬥爭以後，找不到精神的出路，進而轉向否定一切價值的存在。具體來說，這樣的作品以極端激進的方式，承載著少數知識菁英的遺志，確實達成眾所矚目的目的，進而對於天皇制在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定位和嚴肅思考。然而，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因反制〈風流夢譚〉的刺殺行動（「嶋中事件」），所造成的寒蟬效應，讓人們更加體會到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深澤七郎〈風流夢譚〉和大江健三郎〈十七歲〉，都符合政治小說的正確範疇，他們以日本社會的現實為本，做出自身的政治斷定，並以自身遭遇來印證這個理據。如果這還不夠，他們還可援引發生於 1910 年的「大逆事件」（謀反暗殺明治天皇），幸德秋水等無政府主義者被處死的歷史冤案，以及 1933 年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刑求致死的慘案。最近的恐怖事件則發生在 1988 年，英國小說家魯西迪出版魔幻小說《魔鬼詩篇》，遭到了穆斯林的強烈指責該小說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翌年 2 月 16 日，當時的伊朗精神領袖何梅尼發布追殺令，懸賞高額獎金追殺魯西迪。其後，儘管魯西迪的身體沒有受到任何侵害，不過，《魔鬼詩篇》日文版譯者筑波大學五十嵐一教授，卻被發現離奇地陳屍在辦公室裡，遇剌身亡的說法，一時甚囂塵上。在此，可以論證的是，凡所有表達言論思想的自由，永遠與獨裁政權立場相左，當後者掌握絕對的國家機器之時，它們就會被打成替罪羊，有時被用來灑血獻祭，有時被湮沒在無聲的塵埃裡。但詭奇的是，每個時代都會出現「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自由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