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黎時潮，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吳介民的著作《尋租中國》值得所有關心台灣與中國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產業發展關係的人細讀詳讀。在書中，作者認為台商的廣東模式是後續發展的基礎，雖然書中只提到蘇州模式是從廣東模式發展而來，但若仔細檢證，可以說台商在中國各處的營運軌跡，都可以看到廣東模式的影響。
正因為台商的介入，使中國在極短時間內順利切入全球貿易體系價值鏈，獲取利益與經濟發展，並反過來將台商捲入中國的獲利體系，使得台商無法輕易切斷對中國的依賴。於是作者認為，中國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尋租發展國家」，而避開了一般尋租國家的發展斷絕。
「尋租」（rent-seeking）是一般大眾比較陌生的政治經濟學詞彙，1974年美國學者安妮克魯格（Anne Osborn Krueger）發表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才把這個詞推廣開。
用最簡單的方式說，尋租行為是個人或機構，使用非生產性方法，獲得超額利潤的過程；即便沒有明顯的受害者，這些超額利潤也都是從損害社會整體福祉產生的。而且可以論定，尋租必然和政府或其代理人相關；雖然不見得必然存在犯罪情事，但從實務的角度看，尋租必然和政府部門的管制相關。
舉例來說，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曾有段時間執行價格雙軌制，同樣的原料，賣給國營企業和私人公司價格不同，有時價差甚至達到兩三倍。於是對於體系中人，取得國企物資購買批文，之後轉賣給私企，就成了完全不用牽涉生產的極佳獲利途徑。為了取得物資購買權，各方人馬就會想盡辦法給予相關人士好處，也就是「競租」作為。在這整個逐利過程中，犧牲的是社會整體利益。
以上所說只是最粗淺與單純的尋租模式，我們可以想像，凡存在管制處，幾乎不可避免尋租。外匯管制、進出口配額、貸款資格、特許經營權等等，這些經濟、財稅措施，都無法完全避免有人想盡方法尋租。
從尋租的角度看，就可以明白這次加利科技的行為，不過就是把過去各路商人在中國慣用的尋租手法，套用在台灣市場。
為了因應防疫需求，台灣政府管制了口罩生產。參與口罩國家隊的廠商，雖然承擔了沉重的低利潤生產配額，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這些商家取得了特許經營權，並且有穩固的最低收購量。由於政府補貼了原料價格，使得公部門的徵收雖然利潤較低，卻也成為這些廠商的最低收入保證；而當產量逐步提升到足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後，外貿政策鬆綁就成了額外利潤的來源。
從結果來看，政府管制，讓口罩產業不但沒受損，反而獲利甚豐，並反映在股價上；例如恆大1325，半年來無論營收或股價都屢創新高。但加利的林明進，卻想從正常的獲利途徑外，獲取超額利潤。
加利從中國進口工業用口罩混充醫療用，先賺了兩倍利潤；再把政府提供低價原料製作出的成品，用市場價販賣，又賺了一筆。整個過程，台灣的防疫體系受到最大損害。
工業用與醫療用口罩的製造標準與品質要求截然不同，林明進卻故意把不同領域的功能指數相比較，謊稱自己的產品更好。要知道工業用的99%，恐怕根本無法擋住飛沫和病毒。這些工業用口罩如果讓醫療人員使用，萬一產生感染，就算不是武漢肺炎而是其他疾病，恐怕會讓疫調人員找不出感染原因，進一步破壞了大眾對防疫體系的信任。
這次之所以能查出弊端，一方面是加利某位生產人員分裝時忘了（或許是故意）將中國廠的檢驗單抽走，另一方面藥師負責任且敏銳地發現問題；想像一下，如果那張品質檢驗單被抽走，要花多少時間才可以查出此事？可以說，林明進的作為，根本是草菅人命的最惡劣套利手法。
從林明進第一時間的辯解內容來看，他根本早已熟悉尋租者最常使用的說詞。後來查出加利對接的中國製造商，其負責人也有位林明進，十之八九是同一人，就可明白他早已慣用中國生產、台灣貼牌模式了。
雖說為了防疫，政府不得不管制醫療物資的生產與使用，但此中可能產生的弊端，仍然不得不防。人類天生就趨利，過往眾多案例都顯示一個事實，這種因制度、政策產生的尋租機會，道德勸說完全無效！
真正有效的是不斷檢討與防堵政策漏洞與制度安排，不斷公開揭露廠商不當的尋租行為與其危害。當越多人理解特許與管制對社會整體福祉的可能損害，就更有機會減少尋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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